人權
我參與勵馨反雛妓運動的觀察
我認為當年推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的立法過程與完成立法，不僅塑造國內反雛妓運動的里程碑，勵馨在爭取人權和兩性平權的角色和功能上也歷經重大轉折。經由這項立法，勵馨由早年從事幕後服務為主的功能，走向幕前，以倡導議題為主，化被動為主動，對勵馨的發展來說是一大轉捩點。
關於雛妓問題，民國七十五年左右，個人經教會中教友提到而略有所知，但沒有什麼參與，頂多捐錢表示關懷而已，不過當時社會上對雛妓議題已有相當多的討論。民國七十七年退伍後開始踏入社會工作，不久，時任勵馨執行長的梁望惠詢問我願否擔任基金會的顧問，提供法律的諮詢，我想自己可以盡點力，一口允諾。後來陸續擔任兩屆董事，一直到因全心投入法律扶助基金會的事務，無暇他顧，才逐漸淡出勵馨的工作。
老實說，自己最初參與勵馨的程度並不深，但擔任顧問期間有件事印象深刻。
曾經有一名遭亂倫的少女要上法庭，基金會的同工請我陪同支持。與少女接觸的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她對我的抗拒和敵意，主要因為我是男性。這件事讓我驚訝地發現，原來像這種遭遇重大不幸的人，對他人的關心是充滿不信任的，懷有高度的戒心與防衛心，因為這個人可能成為下一個販賣、利用她的人，她們對愛的感受與一般人是很不同的。當年的耶誕節，在勵馨中途之家再度遇到這名少女，女孩改變不少，對人的防備心不再那麼強，自己很受感動，體會到勵馨的力量，以及對這些不幸少女的重要性。
對勵馨投入較多是從決定推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最初草擬時該法稱為「雛妓防治法」)開始的。
援助雛妓多年下來，大家發現許多關鍵問題還是未解決，一方面是刑法對賣掉自己女兒的父母、老鴇、人口販子或嫖客等加害雛妓者沒有處罰的規定，要不就是處罰太輕，難收遏阻之效；另一方面，兒童福利法和少年福利法欠缺對雛妓安置保護的規定，雛妓防治的教育宣導也付之闕如，這些都需要一部專門的法律解決。
現今回想，當年推動立法時，自己未曾有過草擬任何法律的經驗，專業知識不足，大夥憑著全是一股熱誠和衝勁。同時，為讓議題持續受到關注，擴大社會的認同，當時策略上我們很清楚地將「反雛妓」定位為一項運動，法律是其中的工具，立法通過，是運動；通不過，也是運動，立法只是手段。
草擬法案時，有一個核心觀念一直縈繞自己的心頭。有人說雛妓是自願的，自己同意從娼的；但我常自問，也問周遭的人：「那麼小的年紀有能力自願嗎？有能力同意嗎？那樣的年紀能算同意嗎？」這根本是人權的問題，不只關乎兩性平權議題而已，凡此都驅動著我們大步向前，積極推動立法。
立法過程中，印象中當時較熱心支持的立委有林志嘉、趙永清和謝啟大等人，期間歷經無數的修改和討論，猶記得草案從初稿到最後版本敲定，差不多有近百次的修正。另外，行政機關罕見地未提出對案的做法，對我們來說也是一項挑戰，因為我們無從得知行政機關真正的想法，表面上表態支持，但實際上真的如此嗎？這些都曾是我們的疑惑，但透過運動的推展，不斷經由輿論對其施壓，使其表態，策略奏效。
較特別的是，已故立委盧修一初始持反對的立場，質疑是否會有執法過當致侵犯人權的爭議。這點讓當時的我很失望，也很不解，畢竟盧修一頗受人敬重，倡議人權不遺餘力。如今回想起來，持平而論，盧修一的疑慮是有其道理的，法律不能只從單一面向考量，需要考慮各方面和各角度才適當。但當時大家的做法就是，想盡辦法要把所有雛妓的問題都透過法律來解決。
當年「反雛妓運動」的策略定位是成功的，不但讓「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在短短幾年內完成立法，打破一般立法時程總是冗長拖延的慣例；同時，勵馨藉由此歷程順利轉型，由單純後勤收容的單位，轉變為服務與倡導議題並重的社會運動組織。
勵馨在中途之家的階段，為保護少女，最好是愈少人知道愈好，不敢對外張揚。轉型以倡導議題為訴求時，要引起社會的關注和認同，勵馨就需要站出來，讓愈多人認識愈好。於是那時召開很多的公聽會，舉辦許多突破以往作法的宣導活動，經由媒體不斷向社會大聲倡議，透過輿論向國會和行政機關施壓，讓他們感受到不做不行的壓力。推動「反雛妓運動」的那個階段，勵馨可說扮演了主導角色。
除了勵馨階段任務和角色定位的轉變外，當時還有一個觀念上的改變很重要，即雛妓是受害者，不是製造社會問題的人。
在第一階段中途之家時期，即便是教會中投入救援雛妓者，多多少少都有一種想法和情結，即認為這些被救援的少女是骯髒的、是製造社會問題的人。這對教徒來說是很大的矛盾，大家會疑惑為何教會要幫助那些很髒的人呢？所以我在擔任第一任董事時，在董事會成員間明顯感受到大家的矛盾與困惑，而且彌漫著一種「所做的事是無法對社會說出口」的為難、尷尬氣氛。
但是透過反雛妓運動與推動立法，向社會高分貝發聲後，整個觀念徹底被顛覆，看待雛妓的角度由原先認定她們是「製造社會問題的人」轉為「被害人」，是弱勢者，該被譴責和處罰的是人口販子等加害人，導正社會原有錯誤的觀念和刻板印象。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轉折，讓運動與立法的推動更具說服力、更有力量。
二十年來，勵馨走過以服務為導向的階段，也歷經倡導議題的社會運動歷程，各建其功。我知道現今不少非政府組織（NGO）需要靠政府的補助才能經營，愈做愈大後，原本該批評政府的漸不敢發聲，勵馨可能沒有這樣的問題，但這是目前國內NGO普遍的困境。
其實，政府看得到做不到的地方仍很多，該講的還是要講，倡議並非對立，倡議與服務間是可以併行的。我期許勵馨未來繼續扮演服務的角色之餘，不要忘記發揮倡導議題的功能，批判的精神仍要在，要在服務與倡議間取得平衡，發揮影響力。（林永頌律師，曾擔任勵馨法律顧問，1991-1999年間擔任勵馨董事，參與「雛妓防治法」草擬，現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