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信動態

童年性侵案過追訴期無司法救濟 司改會批修法進度落後 

發布時間：2025/12/1 12:45 更新時間：2025/12/1 14:00
朱鳳治 鍾建剛 / 綜合報導
 
有些童年性侵被害人成年後提告，會因為追訴期已過而無法尋求司法救濟，司改會批評修法進度落後，呼籲盡速推動流程並且盤點相關制度的配套。法務部回應，《刑法》第80條修正草案已函報行政院審查中，後續還要再送立法院審議，持續推動改革。

在社會的角落，有些性侵被害人成年以後回想起痛苦經歷，鼓起勇氣決定提告，卻可能已經超過追訴權時效。司改會批評法務部修法腳步遠落後國外，呼籲應盡速推動流程並且擴大研議，盤點相關制度的配套，讓每位被害人都能有機會獲得合理的補償。

民間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聯盟召集人林永頌表示，「呼籲法務部能夠儘速把《刑法》、行政院趕快通過，能夠送到立法院來審議，那另外相關的這些條文，剛才講的這些法律也能夠一併的來處理。」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副執行長李明洳指出，「兒少追訴權的議題一定要送到法務部認真的研議，早一點開始進行修法。可是我們看到的是說，是2024年的3月《憲法》法庭受理了這個案件之後，他們到8月法務部才願意預告這樣子的草案。」

立法院針對童年性侵倖存者的追訴權時效改革已經有14項委員提案的版本，民間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聯盟也認為改革慢半拍。法務部則回應，《刑法》第80條修正草案已在8月預告，以廣納各方意見，並在9月函報行政院審查，10月27日行政院已經召集相關部會單位進行研議。

法務部常務次長黃謀信回應，「目前這個法案他是還在行政院的研議當中，這個法案如果說研議完成之後，還要通過行政院會，院會之後還要經過會銜司法院，再送我們這個立法院來完成相關的修法程序。」

不過司改會認為，目前僅處理了《刑法》追訴權時效，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是否同步修正？犯罪被害補償金時效是否放寬？以及民法等相關配套法規的檢討等，法務部都還需要全面考量。

資料來源：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83716

2025第十四屆東亞金融被害者交流會：新型態債務的問題與挑戰
自 2010 年起，日、韓、台三國便輪流舉辦「東亞金融被害者交流會」，今年于 11 月 29 日 由台灣主辦，活動在台北盛大舉行。現場共有來自日本、韓國的律師代表，以及台灣各界學者、實務工作者等 超過 200 位參與者，共同關注與討論近年愈趨嚴重的 新型態債務問題 以及 遭詐騙而背負債務的受害者處境。
日本的 宇都宮健兒律師、韓國的 朴賢根律師 等多位專家，也在會中分享了寶貴的經驗與獨到的見解，對於債務人保護制度的未來改革具重要啟發。
更多會議內容與精彩討論，請參考法扶基金會官網：
https://www.laf.org.tw/activity-detail/55

資料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176481347358268

一鏡到底／走進社會傷口的人　律師林永頌
 


近40年律師生涯，林永頌協助過的幾樁大案件，恰是台灣社會的演進縮影。




文


簡竹書




攝影


王漢順




發布時間 2025.11.30 05:28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 2025.11.30 05:29 臺北時間




 


他看過人命在法律空隙裡滑落，看過跨國企業犯罪後巧妙卸責。法律是冰冷的，保護懂法之人。
他替那些不懂的人打官司，從冤案、RCA罹癌勞工到卡奴，每一件都漫長艱辛。幸而，法律偶爾是溫暖公平的，這些案子最終都奇蹟似贏了。
如今他65歲了，依舊在第一線協助融資公司的債務人。近40年替公益案件辯護，他卻只用「還願」二字帶過。


我們正要約訪林永頌的前一天傍晚，記者在北市古亭捷運站看見一個匆匆趕搭捷運的身影，貌似林永頌本人。
他的事務所位於古亭站，頗合理，但知名大律師搭捷運，令人一時難以肯定，因此記者與他聯繫確認。他很快回說，是他沒錯。
後來採訪時我們發現，原來他的手機就掛在腰上，裝手機的皮套，邊緣已明顯磨損，加上一個樸素的後背包，又搭捷運，不說還以為這位律師混得沒有太好。


律師林永頌小檔案


出生：1960年
學歷：台大法律系學士、碩士；律師、司法官考試及格
經歷：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首任會長、民間司改會董事長、勵馨基金會常務董事等
現職：永信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民間司改會常務董事、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等
知名公益案件：RCA案、徐自強案等




現在融資公司的問題，也要等到見血才立法嗎？

65歲的林永頌曾是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也擔任過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義務協助過不少司法案件，包括替死刑犯徐自強平反、為RCA受害工人打贏官司。這2年，他將重心放在積欠車貸、各種小額商品貸款的貧困負債者，債權人皆是「融資公司」。

「去年農曆年，高雄一對年輕夫婦帶著3個小孩，由爸爸開車載全家人去自撞，結果火燒車，大家逃開，但晚上就買炭，全家這樣死掉。」林永頌說話又急又快，總是一開口就劈里啪啦，像是習慣在有限時間內把資料整理給法官聽，以免還沒講完就被法官打斷。他接著說：「當年的卡債風暴產生很多社會問題，政府卻等到很多人燒炭自殺，見血了才處理，現在融資公司的問題，也要等到見血才立法嗎？」

他提到的高雄一家五口輕生事件，我們聯繫不到家屬，只知以妻子名字查法院判決書後，顯示夫妻生前曾被追討一筆28萬元債務，也曾簽下一張金額不明的本票，債權人皆為融資公司。

林永頌說：「你會覺得怎麼民國113年了還有這種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立法這麼久了，法扶也成立這麼久，我們以為大家都知道了，原來還是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就會以為無路可走，失去希望。」




至今仍有許多民眾不知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有些債務人被逼債下因此輕生，為此林永頌與卡債自救會多次召開記者會呼籲。（翻攝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粉專）




早在立委王世堅以「薯條三兄弟」稱呼台灣三大融資公司之前，3年前林永頌及多位律師就開始呼籲訂立《融資公司法》，但至今沒下文。林永頌熟悉融資公司議題，因為20年前卡債風暴時，他便替那些被稱為「卡奴」的貧困負債者打官司，持續至今。每月有2次，他與幾位律師提供免費法律諮詢，並協助後續訴訟，律師費低得跟當志工差不多。
他當律師近40年了，一路上參與過的司法案件，恰好像是台灣社會的演進縮影。

自己開業都會沒把握，我們就跟上帝立了一個約。

從世俗角度，林永頌從求學到工作都是妥妥的人生勝利組，台大法律系、法律研究所畢業，所謂「台大純血」；接著考上司法官、律師，他選擇當律師，那時律師錄取率極低，一張律師執照猶如通往財富之門的保證卡。

他卻說，當年其實最想當法官，「可是當兵時我發現我不該去當法官，因為法官在體制裡面，我個性很衝。而且我經驗不足，有時候是清官害死人，你覺得自己正直，不會拿錢，可是你沒有第三隻眼睛，經驗不足就可能誤判。」

他進入全台四大律師事務所之一的萬國法律事務所，4年後自行開業，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義務替工殤勞工打官司、冤案救援、司法改革。

但他說得很淡，虔誠基督徒的他僅以「還願」解釋，「當年我跟我太太要開業，我太太也是律師，自己開業都會沒把握，我們也會像一般民間信仰，求保佑，事務所不一定要賺大錢，至少可以經營下去。我們就跟上帝立了一個約，其中一項是每個階段至少關心一個弱勢團體。你可以說我是還願，三十幾年了，我們確實沒有缺過，沒有賺很多錢，但夠用。」

他早在萬國擔任受雇律師時，就替雛妓、工殤受害者義務打官司，後來接觸到冤案，那是1998年，男子周峋山被控與友人吵架後將友人打昏，再淋汽油燒死友人。「當年還沒有法扶，死刑案件如果有疑點，台北律師公會就會派理監事當辯護人，有點像苦差事。」

一名任職大型事務所的朱姓女律師分配到此案，接手時已死刑定讞，「可是她覺得有些疑點都沒有釐清過，她有點難以接受，雖然嫌犯是人家講『死了沒人哭』，沒有家人的人。」當時民間司改會已成立，林永頌是執行長，朱律師找林永頌求助，最後約到9天後大家去拜會當時的法務部長城仲模，因為死刑犯要由法務部長簽署才執行槍決。「我們不敢說周峋山是冤枉，但至少給他機會。當時城仲模形象不錯。」

拜會那天，「城仲模說，有些死刑案件他也覺得罪不至死，或可能是冤枉。我想他這樣講就有機會。但後來，一個幕僚跑去他旁邊咬耳朵，接下來城仲模就說：『我昨天批了。』」林永頌一聽，當場爆炸，大罵城仲模，陪行者勸他別太激動，也許還有機會，林永頌卻說：「我爸爸當過監獄管理員，我知道今天批就是今天死。」



徐自強案是台灣司法史上著名冤案，林永頌替他義務辯護長達十多年，徐自強才從死刑平反為無罪。（翻攝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法務部制定的《死刑執行要點》，是用周峋山的血換來的！

周峋山死刑定讞7天後就被槍決，辯護律師甚至是在槍決隔天才收到死刑判決書。那次事件後，法務部才制定《死刑執行要點》，「用周峋山的血換來的！」蘇建和等3人成為第一批暫緩執行的死刑犯，多年後終於平反。

著名的徐自強冤案也是。1995年9月1日，一名建商遭擄人勒贖撕票，嫌犯落網後，供稱是與徐自強等4人共同犯案。2000年徐自強死刑定讞，徐媽媽四處喊冤。「每個媽媽都說自己的小孩是冤枉的，我就問徐媽媽，怎麼確定兒子是冤枉的？我想看看她的反應。她說，法院寫的犯案時間，徐自強人在家裡，根本沒出去。我就覺得有點不一樣。」

徐媽媽說，案發9月1日，正是徐自強兒子小學一年級開學日，中午下課後，徐自強將兒子接回媽媽家，一起吃午餐。徐媽媽經營家庭美髮，林永頌說：「有雇一個高職生當洗頭小妹，小妹也有看到徐自強。為什麼法院不傳這個小妹出庭？你先傳喚，至於要不要採信，之後再說，但法院連傳都不傳。」

此外，建商是早上約9點在大直被擄走，約11點在汐止山區被殺害，而徐自強那天早上曾去桃園龜山郵局領錢，當年監視器稀少，但幸運地，郵局監視器有拍到，時間是10點47分。法院卻說，徐自強有參與擄人，只是沒參與撕票。至於犯案證據，只有其他幾位嫌犯的自白，別無其他。只是，其中2名嫌犯先前各欠徐自強數十萬元，徐自強當年開檳榔攤，經濟無虞。

林永頌替徐自強聲請釋憲，再次幸運地，大法官很快做出解釋，刑案不能僅有共犯的自白作為證據。案子在各級法院來來回回。林永頌回憶，徐自強一度想放棄，那時已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羈押超過8年的嫌犯若還沒能定讞，可減刑，徐自強已被羈押十多年，因此到了更九審，法官問徐自強是否想適用《速審法》。

「法官沒有惡意，可是，那表示你有罪，才需要減刑。結果徐自強跟徐媽媽商量後竟然答應，我嚇一跳，說『你們要投降？』他們才說，因為覺得律師太累了。我說如果是這個原因，你們絕對不要考慮，再久我們都會幫忙。」徐自強才改變心意。就在那一審，2015年，同樣9月1日，法院宣判徐自強無罪，離案發整整20個年頭。

RCA案奇蹟似地，自救會贏了，不完全是律師的功勞。

這段漫長期間，2004年法律扶助基金會創立，林永頌擔任台北分會會長，幾乎一半的時間都用在法扶，不僅如此，他還接了著名的RCA案。1970年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在台灣桃園設廠，1992年關廠，不久被爆出長年排放有毒物質，土壤與地下水皆遭汙染，且越來越多員工檢查出罹癌，至2001年共1千多名前員工罹癌，其中2百多人已癌逝，員工們組成自救會，提告RCA。



2007年，林永頌組律師團替RCA罹癌員工辯護，多年後終於奇蹟似勝訴，但至今僅一部分定讞，訴訟仍持續中。（資料照片，林煒凱攝）



過程頗複雜，2001年林永頌就答應擔任律師，組好律師團，自救會卻在沒告知林永頌下，自行到美國打官司，碰壁後再回台提告，那已是2007年，林永頌輾轉得知，這次自救會只請到2位律師，且其中1位懷孕，連法官都看不下去，「RCA那邊請了理律，全台最大事務所，加上另個大所，共8個律師。法官就覺得，我的媽呀，開庭時一邊8個律師，另一邊只有2個，有時只來一個甚至沒律師來，滿不公平。」

林永頌其實心裡有氣，當年組好律師團後卻被自救會丟在一旁，但又忍不住打電話關心，結果，自救會再次求助他，那時他忙於法扶，婉拒。1個多月後，「懷孕的女律師來找我，說她快生了，但下個月要開庭，問我可不可以接。我想說妳懷孕快生了關我什麼事？」他心裡還在氣。

但，所謂刀子口豆腐心的人常是這樣，「可是我也知道很不公平，我就把台北法扶的律師找來，問大家同不同意接RCA案，結果他們說『如果不接，那我們台北法扶算什麼？』」

第2次律師團就這樣組成。只是，這件案子難如登天。首先，汙染與癌症的關係並不像車禍後受傷那樣立即可見，怎麼證明罹癌與長年喝被汙染的地下水有關？何況，可以提告的時效早就過了，法律訂立時沒人想到，有些傷害會十幾二十年後才顯現。另外，RCA幾十億資產早被移轉到國外母公司，自救會就算贏了也拿不到錢。

受害者太多，官司漫長，一晃來到2015年，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奇蹟似地，自救會贏了！法官並罕見地採用「揭穿公司面紗原則」，讓RCA即使脫產也賴不掉，母公司須連帶賠償5億多元。2017年二審，高等法院將賠償金提高到七億多元。如今，部分賠償金已發放，自救會捐出一部分金額，由勞動部成立公益信託，作為未來弱勢勞工打官司的經費。

至今訴訟仍在進行中，但已創下多項紀錄。林永頌說：「不完全是律師的功勞，很多專家學者幫忙，如果不是這些流行病學、病理學的老師站出來說明，我們不會贏。」當初有料到案子會拖這麼久嗎？他答：「當時我那麼猶豫要不要接，主要就是這一點，我那時候四十幾歲，但這案子不知道要打多久，我不能夠起個頭之後就不理它，除非我倒下去，另當別論。」而今他已65歲。



來自救會求助者，每位債務人可分配到1位律師單獨免費諮詢。



一年協助三萬名卡奴，即使過年召回工作，但我們很高興！

他接的幾件大案子，都反映了某種時代病徵，冤案凸顯了當年司法制度的粗糙，《刑事訴訟法》後來多次修法；RCA案是工廠毒害環境與勞工健康的典型。與RCA案大約同時，林永頌還接了「卡奴」的案子，那是另一個時代悲劇，2006年的卡債風暴讓不少人燒炭自殺，據金管會統計，當時全台卡奴達52萬人。

當年，關心弱勢的立委簡錫堦注意到嚴重性，找來同為立委的徐中雄及律師林永頌商討。林永頌與4位卡奴碰面，印象最深是某位男性，本是大老闆的駕駛，小孩早產體弱多病，常得請假帶小孩看醫生，因此被解僱，改開計程車，偏又遇上SARS，開始刷卡借貸，債務逐漸累積到幾百萬元。




近年積欠融資公司貸款的民眾大幅增加，林永頌與卡債自救會舉辦債務說明會時，偶爾得借用教會的大禮堂，空間才夠。（翻攝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粉專）




「媒體都說卡奴是奢侈浪費，當時我對這個議題也不了解，我就像媒體一樣，問他有沒有買名牌，他說沒有，又說曾經想自殺，因為一直在還錢，像他那天跑了17小時的車，有錢就還，債務卻越來越多。」心直口快的林永頌忍不住回說：「哇，開17個小時，誰還敢坐你的車啊！而且有還錢的話，債務應該越來愈少，怎麼還變多？」

「當時我真的不懂，後來才慢慢懂。」當年信用卡循環利息動輒20％，加上驚人的違約金，卡債往往3、4年就翻倍，7、8年變2倍。此外，各家銀行無視辦卡人的償還能力，浮濫發卡，在高額利息與違約金下，不少卡奴的卡債動輒數百萬元。銀行催債也狠，有些卡奴就在不堪逼債下輕生。風暴數年後，金管會才開始管制利息、違約金與催債手法。

徐中雄、林永頌等人也成立「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義務協助卡奴，並催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讓經濟困難的卡奴可「更生」或「清算」，不需走上絕路。「我們本來1年大概接2萬件，法律通過後，我在農曆過年時把員工都叫回來，因為1年變成3萬件，但我們很高興！」他們一件一件協助，卡奴們陸續重生。



20年前卡債風暴爆發之時，台灣社會對「卡奴」仍抱持奢侈揮霍的刻板印象。（翻攝卡債受害人自救會臉書粉專）



壞的司法官罵我，應該的，難過的是好的司法官也站他們那邊。

怎料十多年後，債務問題捲土重來，這回，掀起爭議的是融資公司，標榜可借車貸、機車貸、手機貸等各式貸款。融資公司並非銀行，不受相關法令限制，從利息、各種高額的花式費用到催債手法，都無法可管。林永頌說：「現在最嚴重的是開空白本票，例如你借40萬，我只給你32萬，要你簽空白本票，簽完我再寫60萬。」

更失控是，有些融資公司的業務員或代辦公司，甚至與詐騙集團勾結，民眾在被詐騙後，又被詐騙集團慫恿向融資公司借款，陷入更大的債務黑洞，受害者眾，林永頌就說：「代辦現在也是問題很嚴重的一塊。」

長年義務協助弱勢者打官司，不過，法律圈中並非人人喜歡林永頌，因為他訴求司法改革且尖銳批判，一如他常形容自己的個性：很衝。他不只當年嗆法務部長城仲模，擔任司改會執行長時還推動「法官評鑑」，第1年由二百多位律師評分，最後公布6位不及格法官的姓名。

從冤案救援到法官評鑑，都在法界引起強烈批評，不少人認為林永頌仇視法官。林永頌解釋：「任何國家的司法都會有錯，差別在多或少，以及後來的態度。」他說，司改會的角色正是監督，否則何必存在，但監督勢必「讓司法不舒服」。「壞的司法官罵我，應該的，真正讓你難過的，是好的司法官也站在他們那一邊。」

他又說，但有些司法官轉任律師後，會開始向他聊到某某法官「怎麼可以這樣，這麼不公平」。「現在他們當律師，就會看到不同的法官、檢察官。他們以前當法官，他的同事在法庭上長什麼樣，他不會看到，但我們看得到，就像律師形形色色，我也不見得知道別的律師在法庭的樣子。」又說：「我到現在都還是第一線的律師，我知道有很多非常好的法官，勞心勞力，但也有很不好的。參差難免，但不能差太多，差太多為什麼不處理？」

恨怎麼會成為動力？我總覺得欠司法一份情。

林永頌又聊到，也有司法官指他是當年考司法官口試沒通過，才想做司法改革。「當然不是。恨怎麼會成為動力？」他說，當年放棄法官選擇律師，「講白一點，律師賺的一定比法官多，所以我總覺得欠司法一份情。我熱愛司法，司法最重要就是法官，可是法官光是把案件辦好就沒時間了，法官也不適合做社會改革，我既然當律師，就花點時間做。」



林永頌曾是司法官筆試第一名，卻因政治因素考3次才錄取。



他考司法官另有一段故事。第一次他是全國榜首，但國文科僅48分，當年規定國文須60分才能錄取。「可能我思想不純正，第二年再去考，我不要寫得這麼嗆就好。」第二次，他依然前幾名，這次國文有及格，進入口試階段，卻意外地沒通過。第三次才考上。

他回憶，讀研究所時曾替林義雄之妻方素敏發傳單，當年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入獄，方素敏代夫參選，「我傻傻的，穿系服發選舉傳單，被職業學生盯上。」

同為律師的司改會董事長黃旭田為我們補充，現在的司法官確實會在口試階段刷掉約10％，「但以前不會，筆試及格的口試都會及格，口試不及格的可能好幾年才會有一位，林永頌的前一位，應該是現在的考試院長周弘憲，他當年幫黃信介發選舉傳單。」黃旭田又補充，他認為應該還有一個更早的原因，林永頌的父親，正是當年基督教長老教會通過「人權宣言」的要角之一。

1977年，長老教會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籲請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引發震撼。林永頌的父親林清泉當時是長老教會總常委，正是人權宣言的草擬者之一。

黃旭田又說，很多人覺得林永頌精明強悍，「他接很多刑案，在司改會發言也常站在最前面，所以很多人覺得他很凶。」但黃旭田說，林永頌私下十分關心身旁的人，「我當律師不久，他就常提醒我健康很重要，還問我要不要一起打太極拳。一直到現在，他還是常提醒我注意健康，問我有沒有運動。」

黃旭田笑稱自己被林永頌「耽誤一生」，林永頌年輕時曾短暫任教補習班，黃旭田是他的學生，幾年後兩人在法院附近相遇，當時司改會剛剛創立，「他就說『少年耶來喲』，問我要不要加入司改會，他碰到人就問。」



如今65歲的林永頌仍持續在第一線打官司，其中固定有一部分案件為公益訴訟。



做公益其實極耗時間心力，你們為何願意？黃旭田反問我：「你覺得做律師的人每一分鐘都快樂嗎？」我想起曾看過一篇文章寫律師是極不快樂的職業，便答：「好像大部分的律師都沒有很快樂？」他說：「而且大部分時間都不快樂，對不對？那你覺得做公益的時候，會不會大部分時間都不快樂？」我搖頭：「不會。」黃旭田又說：「那你要選擇快樂還是不快樂？並不是我比較高尚，是我懂得透過這個過程，我可以享受愉快。」

如果他們因此而有放鬆跟微笑，我就覺得我很滿足。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的執委李君妮，從卡債族轉成志工已3年，她說，林永頌開會時確實偶爾講話較凶，「可是離開會議室，私底下他很可愛，會鼓勵我們，有時候還會說『我的脾氣不好，那天怎樣怎樣…』」

性子急，因為時間有限，要協助的案件卻太多。幸而，總是會有一些回報的時刻，不是金錢，林永頌形容：「如果他們因為債務解決了，而有一些些的放鬆跟微笑，我就覺得我很滿足。或者像徐自強，更九審宣判無罪，他跟媽媽擁抱，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刻。」那描述與黃旭田說的幾乎不謀而合。


近年掀起討論的融資公司爭議，林永頌可說是最早出面疾呼應儘速立法填補漏洞者。



資料來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51121pol001

鏡相人間／15張信用卡壓不垮的人生　從卡奴到救人者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除了幾位熱心律師，還有數十位志工，特別的是，志工們大多曾經是卡奴。




文


簡竹書




攝影


蘇立坤
王漢順
王均峰
杭大鵬




發布時間 2025.11.29 05:28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 2025.11.29 05:29 臺北時間

 

在這裡，焦慮與希望交織。
沒有指責，只有理解與支持。
20年前，信用卡風暴將無數家庭推向絕境，
幾位律師、立委與學者緊急組成「卡債受害人自救會」，
將無數卡奴從谷底拉起。
重生的卡奴們卻也沒有離開，
他們轉身一變，成為志工。從法律專業到溫暖的陪伴，
這群人共同織起一道救命繩索，
持續讓人們從債務泥沼中重新站起。
如今，融資公司貸款成了新型態的債務陷阱。
這群人依然在這裡，沒有離開，他們低調卻不曾間斷地，
協助每一個被逼到懸崖的家庭。


債務諮詢的結束時間是12點，此刻都12點半了，還有最後一位債務人在等待諮詢，一位三十多歲年輕女生，狀況較特殊。
自救會志工　多是當年的卡奴

終於結束後，律師林永頌解釋，那位女生並非欠卡債，是多年前替老闆擔任連帶保證人，最近公司收了，「債務7、8千萬元，誰還得出7、8千萬元？」

這是「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固定每月舉辦的「債務說明會」，總會有數十位民眾前來參加，求助者多半是積欠卡債或融資公司貸款，但也有像今日這名女生的特殊狀況者，他們一律協助。
自救會的靈魂人物是律師林永頌，現場另有數位律師、十多位志工熱心協助。令人詫異的是，這些志工們幾乎都是當年所謂的「卡奴」。



來自救會求助的民眾，各年齡層皆有，近年年輕人卻增加，多是積欠融資公司債務。



2005至2006年，台灣爆發卡債風暴，又稱雙卡風暴（信用卡、現金卡），肇因於各家銀行搶攻信用卡市場，浮濫發卡，當年菜市場甚至校門口就能辦卡，無視持卡人是否有能力繳卡費，繳不出來，就收取高額違約金與利息，多年後，果然爆發卡債風暴，許多人燒炭自殺，政府甚至為此規定在大賣場買炭須登記。據金管會2006年的統計，卡債族高達52萬人，被稱「卡奴」。

少有人知道，當年的卡奴們，至今仍有不少人的債務尚未解決，「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因此運作至今。這幾年，甚至多了積欠「車貸」「手機貸」等新型態債務的負債者，前來求助。

當年，悲劇爆發後，當時的立委簡錫堦找上林永頌商討，林永頌當時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幾個民間團體努力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終於在2008年立法，經濟困難的卡債族可與銀行協商，協商不成可「更生」或「清算」。「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則在2010年成立，由林永頌等多位律師替貧困的卡債族打官司。

另一位靈魂人物是律師趙興偉，他對我們回憶：「我曾經處理過某一家銀行的支付命令，月息3分，等於年利率高達36％。當年亂發卡，民眾往往也不了解利息是多少，最後根本沒辦法還。」



律師趙興偉說，卡債自救會2010年就成立，沒想到持續至今，因為許多貧困者仍背負當年卡債。



趙興偉學法律與金融，曾任職某家公股銀行的投資部門，對金融議題有概念。他透露：「以前我家裡也被倒過債，我媽媽當會頭，被倒會快100萬元，後來我們3個小孩硬撐著把債還完。」如今他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老闆，但他說：「我們也是從弱勢出來，經過努力，稍微可以在社會上立足，不過那種艱辛我們非常了解。」

來到卡債受害人自救會求助的民眾，若通過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審核，每個案件由法扶撥給承辦律師1萬至2萬元費用。這金額遠遠低於行情價，更別說林永頌、趙興偉這樣的資深大律師。趙興偉說：「消債的案件基本上都滿冗長的，一個案子從開始到結束，大概要2到3年。」

所以接這些案子其實很虧本？「不是啊，你會看到一個債務人，來我們這邊求助時非常緊張、無助，後來成功通過更生或清算， 整個人變得完全不一樣，人生有希望了。」

怕拖累子女　撐到六十歲就好

自救會的志工楊錦華，便是從谷底到如今有了微笑。他對我們透露，本打算撐到2個小孩都大學畢業，60歲時便自我了斷，以免老後拖累子女。

楊錦華在自救會擔任志工2年了，他說，年輕時老家的房屋一部分被土地徵收，只好貸款改建，他開始幫忙家裡還債，難有存款。後來結婚生子，太太產後憂鬱症無法工作，也無法帶小孩，他只好請24小時托嬰，月月入不敷出，開始用信用卡預借現金，每次借個3千、5千元，有時小孩生病住院，就得借更多。



楊錦華從小孩出生後開始欠卡債，還不出款後只能當臨時工以免被強制扣薪。今年他終於通過更生，如今是自救會志工。



當時信用卡市場正熱，「有時去夜市走走，就有辦信用卡的攤子，一直在推銷，也沒什麼審核。」他想要多一些現金可以周轉，比較安心，就越辦越多張。「我都準時繳最低應繳金額，銀行還主動幫我調高額度，有一家銀行短短2年就把我的額度從5萬調到50萬元。」那像是撒旦給的蜜糖，明明他月薪僅3萬多元。

卡債悄悄如雪球越滾愈大，最後直衝過來將他輾壓。當他連最低應繳金額都繳不出來時，已辦15張信用卡，外加一張經典的喬治瑪麗現金卡，2006年他與銀行協商，才知道利滾利加上高額違約金，卡債已達156萬元。與銀行協商後，他努力還債，每月固定還2萬多元，「可是我月薪才3萬元，所以每個月都要跟朋友借錢還債，硬撐繳了14期，就繳不出來。」

銀行不斷催債，楊錦華壓力大，開始高血壓、肩頸僵硬，且總是失眠到半夜2點才能入睡。他在工廠工作，「機器都是高速旋轉，有一天我操作機器時居然打瞌睡。」他嚇到，決定辭職。經濟雪上加霜了，他只能躲債，休息一陣子後，他改當蓋鐵皮屋的臨時工，領現金，以免被銀行找到，遭強制扣薪。

2010年，他得知有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這個組織，上門求助，律師替他送件，無奈當時雖已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但門檻極嚴苛，楊錦華與母親同住，老家是自有住宅，不符申請條件。他只好繼續當臨時工躲債。

通過更生後　打消了輕生念頭

一晃十多年，前幾年，他的姊姊癌逝，母親與他聊到卡債的老問題，他只回，自己會處理，要母親別管他。楊錦華對我們說，那十幾年一直很不順利，為了避免被強制扣薪，「報章雜誌徵人的工作我都不能去應徵，只能靠朋友幫忙介紹臨時工，但又常被廠商找理由拖欠工錢，有時候連生活費都沒有。所以我只打算活到60歲，60歲時小孩大學畢業了，我已經沒有負擔，也老了，就去結束我自己。」

知子莫若母，母親哭著說：「你姊姊剛走，我已經很難過，你再做傻事，你要我怎麼活下去？」孝順的他只好答應母親再試試看，重新踏進卡債自救會的大門。那是2023年。

他也開始在自救會當志工，「我這次重新申請，心裡就決定往後的人生要奉獻給自救會，除非我不能動。」每月最後一個週六，他一定一早從桃園趕到台北，不管照顧弟弟再累。他的弟弟中風，這幾年都靠他在家照顧，也因此無法工作，母親每月僅給8千元當照護費。

幸而《消債條例》經過2次修法，門檻不再那麼嚴苛，就在今年4月，他終於通過更生，法院判決他每月只需還350元。今年，他也正好60歲，一個他原本想自我了斷的年紀。

當年的卡債風暴後，在民間團體疾呼下，金管會才祭出管制，銀行不得再收取高額違約金，「現金卡」更是直接被禁止發行，法定年利率上限也從20％修法降至16％，信用卡則是15％。此外，民眾的一般消費性貸款總額，不得超過月收入的22倍，以楊錦華當年月薪3萬元來算，所有信用卡額度加起來、加上信貸，不能超過66萬元。
只是，早年法規疏漏下誤入債務陷阱的人們，積欠的高額卡債早已回不了頭。楊錦華如此，54歲的羅慧玲也是如此。



羅慧玲為了養小孩積欠近300萬元卡債，還了快20年才還清，她說如今有能力了，要當志工陪伴其他負債者走過低潮。



羅慧玲也是生了小孩後開始負債，最後累積到近300萬元卡債，她很早就知道有卡債自救會，但怕被親友知道欠債，始終不敢求助，大半都是靠著自己硬撐，20年來總是在還債。

她24歲結婚，生了2個小孩，從事攝影工作的先生收入不穩定，有時得靠她撐家計。「小孩出生後入不敷出，錢不夠就去借，銀行信貸、現金卡都有，雪球越滾越大。」到後來，每個月光是最低應繳金額就要2萬多元，「我一直撐，可是大概2005、2006年，真的撐不下去了。」那正是卡債風暴的高峰期。

遺漏一筆債　像最後一根稻草

她與銀行協商，每月還2萬4千多元，準時還了1年半，最後實在撐不下去，再協商，每月降為1萬6千多元，她又準時還了2年，再次撐不下去，又協商，降為每月還1萬1千多元，這次撐了4年多。

到了2015年，她油盡燈枯，再也沒力氣，只好求助法律扶助基金會。還債十多年，她仍有一百二十多萬元債務。順利的，她通過「更生」，債務大約減半，每個月還九千多元，共計6年，還完約65萬元即可。

2006年至今，羅慧玲的生活是這樣的：不外食，連早餐都自己做，也不旅行，別說出國，十多年來她僅去過一次高雄，「帶媽媽去玩，那時有旅遊補助。」她永遠在工作，除了自己開的美容工作室，也去大姑位在士林夜市的關東煮店幫忙，「有時忙到凌晨1、2點才到家。有錢就賺，不然那麼大的債務怎麼還？」大女兒懂事貼心，16歲起也跟著媽媽到關東煮店幫忙。

卻在羅慧玲終於要還最後一期卡債時，忽然收到一家銀行的支付命令，原來她忘了還有一筆7萬多元債務。金額不高，卻像是最後一根稻草，她原以為終於要爬出長達20年的債務泥沼，「我已經確定更生，沒辦法再找法扶，如果直接找銀行協商，該不會又要叫我還72期吧？我很不甘心，已經快還完了。」



李君妮（圖）說，到自救會求助後，被律師林永頌的溫暖感動，如今她也是積極的志工。



轉為助人者　陪案主過那道坎

她終於踏進卡債自救會大門。分配到的律師正是林永頌，林永頌一聽，7萬多元簡直小事，他指點羅慧玲幾個法條，要她自己研究一下，關鍵字是「不可歸責」，意思是，當年她申請更生時漏報這筆7萬多元，但銀行自己應補報，卻沒有，所以不能全把責任歸給羅慧玲。羅慧玲忐忑地到法院遞出「抗告」。「我們一般民眾光是一想到要打官司，要進法院就很害怕，那一個月很難熬。」幸好她當初申請更生的資料都還在，也將債務明細整理得清清楚楚。
「沒有想到我真的抗告贏了！7萬多元都不用還。」她不敢相信竟靠著自己的能力就解決了。那是2023年12月。

至於更生債務，她在11月就還清。有去吃大餐慶祝嗎？「本來要去，可是那時支付命令的抗告還不確定，沒心情吃。」那麼抗告成功後有補吃大餐嗎？「沒有，我馬上去自救會報名當志工。」

「當初我一踏進自救會，每個人都很關心我，那時我就許了心願，案子順利通過的話，我一定要去自救會當志工。現在我債務還完，有能力了。」從被協助者轉為助人者，她說，自己當年就是不敢求助，「沒有人陪伴，現在我的角色就是陪伴，法律的問題有律師，我們志工是一對一的關懷債務人。那是人生的一個坎，他們很無助的時候，有一個人可以撐他，你一句話可以給他正能量，他會有勇氣。」

每月的債務說明會，總有新來的數十位求助者，「來的人都會很恐懼，不知道怎麼辦，我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會鼓勵他們勇敢踏出第一步。」她苦盡甘來，如今連小孩都孝順，她微笑著說，2個孩子都已開始工作，每月會各給她1萬5千元當家用。還有，去年她終於出國，去了一趟日本。



輔大社會系副教授吳宗昇長年研究貧窮與債務議題，是自救會元老級顧問。



輔大社會系副教授吳宗昇，是自救會創會至今的固定班底，卡債風暴時他在讀博士班，研究金融社會學，後來認識林永頌，「當時有一本書叫《塑膠鴉片》，書出來後，2010年我們就創辦自救會，還去『聯徵中心』發傳單，讓有需要的人可以來自救會。」《塑膠鴉片》作者夏傳位寫的正是雙卡風暴。

那時《消債條例》已立法，但條件嚴苛，「我們推動修法，也倡議，那時法官的觀念比較傳統，認為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我們希望法官理解，我們是資本主義的金融市場，企業失敗時可以宣告破產，這個社會讓它重生，但一般民眾卻很難適用《破產法》。我們沒有給弱勢者一個逃生門，那時才會有很多人燒炭跳樓。」

制度陷阱多　需立融資公司法

吳宗昇說，早年人們想透過銀行以外的管道借錢，多半標會，或親友借貸，後來信用卡盛行，成為新的貸款工具，「信貸工具轉換的時候，一般人不會知道它的風險，它裡面有太多制度陷阱，例如並沒有清楚告知利率、手續費、違約金，企業會利用法律漏洞去賺錢。等到這個漏洞被補起來，過了20年，又會有新的金融工具出現，我們再去補新的洞。」

新的洞，正是近年融資公司的車貸、各種小額商品貸款，這2年來自救會求助的民眾裡，積欠融資公司債務者快速增加。研究債務問題長達20年的吳宗昇，滿滿的既視感，「這也是制度性陷阱，但大家都不知道，而且，法律還很保護它。」

吳宗昇說，當年卡債風暴後，自救會舉辦債務諮詢會，「每場都上百人，所以我們有時也辦大型的諮詢會，後來人數變少，大型諮詢會停辦了5、6年，但2022年又開始辦，因為人數又變多。」原因，正是融資公司。

對於融資公司掀起的欠債潮與爭議，幾位立委與民間團體一再呼籲盡快制定《融資公司法》。不過，金管會最後提出的方案，是分階段將各家融資公司納入《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的適用範圍，認為這樣已足夠，不需另外立法。
夠嗎？協助過無數案件的林永頌只無奈說：「那個沒有用，需要融資公司專法，不信你做做看。」

資料來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51121pol002

替弱者翻案的人3／司法改革衝第一線 他得罪一大票司法官
簡竹書
2025年11月28日 週五 上午5:28


如今65歲的林永頌仍持續在第一線打官司，其中固定有一部分案件為公益訴訟。


怎料十多年後，債務問題捲土重來，這回，掀起爭議的是融資公司，標榜可借車貸、機車貸、手機貸等各式貸款。融資公司並非銀行，不受相關法令限制，從利息、各種高額的花式費用到催債手法，都無法可管。林永頌說：「現在最嚴重的是開空白本票，例如你借四十萬，我只給你32萬，要你簽空白本票，簽完我再寫60萬。」

更失控是，有些融資公司的業務員或代辦公司，甚至與詐騙集團勾結，民眾在被詐騙後，又被詐騙集團慫恿向融資公司借款，陷入更大的債務黑洞，受害者眾，林永頌就說：「代辦現在也是問題很嚴重的一塊。」

長年義務協助弱勢者打官司，不過，法律圈中並非人人喜歡林永頌，因為他訴求司法改革且尖銳批判，一如他常形容自己的個性：很衝。他不只當年嗆法務部長城仲模，擔任司改會執行長時還推動「法官評鑑」，第1年由200多位律師評分，最後公布6位不及格法官的姓名。

從冤案救援到法官評鑑，都在法界引起強烈批評，不少人認為林永頌仇視法官。林永頌解釋：「任何國家的司法都會有錯，差別在多或少，以及後來的態度。」他說，司改會的角色正是監督，否則何必存在，但監督勢必「讓司法不舒服」。「壞的司法官罵我，應該的，真正讓你難過的，是好的司法官也站在他們那一邊。」

他又說，但有些司法官轉任律師後，會開始向他聊到某某法官「怎麼可以這樣，這麼不公平」。「現在他們當律師，就會看到不同的法官、檢察官。他們以前當法官，他的同事在法庭上長什麼樣，他不會看到，但我們看得到，就像律師形形色色，我也不見得知道別的律師在法庭的樣子。」又說：「我到現在都還是第一線的律師，我知道有很多非常好的法官，勞心勞力，但也有很不好的。參差難免，但不能差太多，差太多為什麼不處理？」

恨怎麼會成為動力？ 我總覺得欠司法一份情。

林永頌又聊到，也有司法官指他是當年考司法官口試沒通過，才想做司法改革。「當然不是。恨怎麼會成為動力？」他說，當年放棄法官選擇律師，「講白一點，律師賺的一定比法官多，所以我總覺得欠司法一份情。我熱愛司法，司法最重要就是法官，可是法官光是把案件辦好就沒時間了，法官也不適合做社會改革，我既然當律師，就花點時間做。」

他考司法官另有一段故事。第一次他是全國榜首，但國文科僅48分，當年規定國文須60分才能錄取。「可能我思想不純正，第2年再去考，我不要寫得這麼嗆就好。」第2次，他依然前幾名，這次國文有及格，進入口試階段，卻意外地沒通過。第3次才考上。

他回憶，讀研究所時曾替林義雄之妻方素敏發傳單，當年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入獄，方素敏代夫參選，「我傻傻的，穿系服發選舉傳單，被職業學生盯上。」

同為律師的司改會董事長黃旭田為我們補充，現在的司法官確實會在口試階段刷掉約10％，「但以前不會，筆試及格的口試都會及格，口試不及格的可能好幾年才會有一位，林永頌的前一位，應該是現在的考試院長周弘憲，他當年幫黃信介發選舉傳單。」黃旭田又補充，他認為應該還有一個更早的原因，林永頌的父親，正是當年基督教長老教會通過「人權宣言」的要角之一。

1977年，長老教會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籲請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引發震撼。林永頌的父親林清泉當時是長老教會總常委，正是人權宣言的草擬者之一。

黃旭田又說，很多人覺得林永頌精明強悍，「他接很多刑案，在司改會發言也常站在最前面，所以很多人覺得他很凶。」但黃旭田說，林永頌私下十分關心身旁的人，「我當律師不久，他就常提醒我健康很重要，還問我要不要一起打太極拳。一直到現在，他還是常提醒我注意健康，問我有沒有運動。」

黃旭田笑稱自己被林永頌「耽誤一生」，林永頌年輕時曾短暫任教補習班，黃旭田是他的學生，幾年後兩人在法院附近相遇，當時司改會剛剛創立，「他就說『少年耶來喲』，問我要不要加入司改會，他碰到人就問。」

做公益其實極耗時間心力，你們為何願意？黃旭田反問我：「你覺得做律師的人每一分鐘都快樂嗎？」我想起曾看過一篇文章寫律師是極不快樂的職業，便答：「好像大部分的律師都沒有很快樂？」他說：「而且大部分時間都不快樂，對不對？那你覺得做公益的時候，會不會大部分時間都不快樂？」我搖頭：「不會。」黃旭田又說：「那你要選擇快樂還是不快樂？並不是我比較高尚，是我懂得透過這個過程，我可以享受愉快。」

如果他們因此而有放鬆跟微笑，我就覺得我很滿足。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的執委李君妮，從卡債族轉成志工已3年，她說，林永頌開會時確實偶爾講話較凶，「可是離開會議室，私底下他很可愛，會鼓勵我們，有時候還會說『我的脾氣不好，那天怎樣怎樣…』」

性子急，因為時間有限，要協助的案件卻太多。幸而，總是會有一些回報的時刻，不是金錢，林永頌形容：「如果他們因為債務解決了，而有一些些的放鬆跟微笑，我就覺得我很滿足。或者像徐自強，更九審宣判無罪，他跟媽媽擁抱，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刻。」那描述與黃旭田說的幾乎不謀而合。

資料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E6%9B%BF%E5%BC%B1%E8%80%85%E7%BF%BB%E6%A1%88%E7%9A%84%E4%BA%BA3-%E5%8F%B8%E6%B3%95%E6%94%B9%E9%9D%A9%E8%A1%9D%E7%AC%AC-%E7%B7%9A-%E4%BB%96%E5%BE%97%E7%BD%AA-%E5%A4%A7%E7%A5%A8%E5%8F%B8%E6%B3%95%E5%AE%98-212857022.html

替弱者翻案的人2／從死刑案到工人罹癌案　他花十幾年扭轉冤屈





2007年，林永頌組律師團替RCA罹癌員工辯護，多年後終於奇蹟似勝訴，但至今僅一部分定讞，訴訟仍持續中。（資料照片，林煒凱攝）

 

「法官沒有惡意，可是，那表示你有罪，才需要減刑。結果徐自強跟徐媽媽商量後竟然答應，我嚇一跳，說『你們要投降？』他們才說，因為覺得律師太累了。我說如果是這個原因，你們絕對不要考慮，再久我們都會幫忙。」徐自強才改變心意。就在那一審，2015年，同樣9月1日，法院宣判徐自強無罪，離案發整整20個年頭。

RCA案奇蹟似地，自救會贏了，不完全是律師的功勞

這段漫長期間，2004年法律扶助基金會創立，林永頌擔任台北分會會長，幾乎一半的時間都用在法扶，不僅如此，他還接了著名的RCA案。1970年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在台灣桃園設廠，1992年關廠，不久被爆出長年排放有毒物質，土壤與地下水皆遭汙染，且越來越多員工檢查出罹癌，至2001年共1,000多名前員工罹癌，其中200多人已癌逝，員工們組成自救會，提告RCA。

過程頗複雜，2001年林永頌就答應擔任律師，組好律師團，自救會卻在沒告知林永頌下，自行到美國打官司，碰壁後再回台提告，那已是2007年，林永頌輾轉得知，這次自救會只請到兩位律師，且其中一位懷孕，連法官都看不下去，「RCA那邊請了理律，全台最大事務所，加上另個大所，共8個律師。法官就覺得，我的媽呀，開庭時一邊8個律師，另一邊只有2個，有時只來一個甚至沒律師來，滿不公平。」

林永頌其實心裡有氣，當年組好律師團後卻被自救會丟在一旁，但又忍不住打電話關心，結果，自救會再次求助他，那時他忙於法扶，婉拒。一個多月後，「懷孕的女律師來找我，說她快生了，但下個月要開庭，問我可不可以接。我想說妳懷孕快生了關我什麼事？」他心裡還在氣。

但，所謂刀子口豆腐心的人常是這樣，「可是我也知道很不公平，我就把台北法扶的律師找來，問大家同不同意接RCA案，結果他們說『如果不接，那我們台北法扶算什麼？』」

第二次律師團就這樣組成。只是，這件案子難如登天。首先，汙染與癌症的關係並不像車禍後受傷那樣立即可見，怎麼證明罹癌與長年喝被汙染的地下水有關？何況，可以提告的時效早就過了，法律訂立時沒人想到，有些傷害會10幾20年後才顯現。另外，RCA幾十億資產早被移轉到國外母公司，自救會就算贏了也拿不到錢。

受害者太多，官司漫長，一晃來到2015年，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奇蹟似地，自救會贏了！法官並罕見地採用「揭穿公司面紗原則」，讓RCA即使脫產也賴不掉，母公司須連帶賠償五億多元。2017年二審，高等法院將賠償金提高到7億多元。如今，部分賠償金已發放，自救會捐出一部分金額，由勞動部成立公益信託，作為未來弱勢勞工打官司的經費。

至今訴訟仍在進行中，但已創下多項紀錄。林永頌說：「不完全是律師的功勞，很多專家學者幫忙，如果不是這些流行病學、病理學的老師站出來說明，我們不會贏。」當初有料到案子會拖這麼久嗎？他答：「當時我那麼猶豫要不要接，主要就是這一點，我那時候四十幾歲，但這案子不知道要打多久，我不能夠起個頭之後就不理它，除非我倒下去，另當別論。」而今他已六十五歲。

一年協助3萬名卡奴，即使過年召回工作，但我們很高興！

他接的幾件大案子，都反映了某種時代病徵，冤案凸顯了當年司法制度的粗糙，《刑事訴訟法》後來多次修法；RCA案是工廠毒害環境與勞工健康的典型。與RCA案大約同時，林永頌還接了「卡奴」的案子，那是另一個時代悲劇，2006年的卡債風暴讓不少人燒炭自殺，據金管會統計，當時全台卡奴達52萬人。

當年，關心弱勢的立委簡錫堦注意到嚴重性，找來同為立委的徐中雄及律師林永頌商討。林永頌與4位卡奴碰面，印象最深是某位男性，本是大老闆的駕駛，小孩早產體弱多病，常得請假帶小孩看醫生，因此被解僱，改開計程車，偏又遇上SARS，開始刷卡借貸，債務逐漸累積到幾百萬元。

「媒體都說卡奴是奢侈浪費，當時我對這個議題也不了解，我就像媒體一樣，問他有沒有買名牌，他說沒有，又說曾經想自殺，因為一直在還錢，像他那天跑了17小時的車，有錢就還，債務卻越來越多。」心直口快的林永頌忍不住回說：「哇，開17個小時，誰還敢坐你的車啊！而且有還錢的話，債務應該越來愈少，怎麼還變多？」

「當時我真的不懂，後來才慢慢懂。」當年信用卡循環利息動輒20％，加上驚人的違約金，卡債往往3、4年就翻倍，7、8年變2倍。此外，各家銀行無視辦卡人的償還能力，浮濫發卡，在高額利息與違約金下，不少卡奴的卡債動輒數百萬元。銀行催債也狠，有些卡奴就在不堪逼債下輕生。風暴數年後，金管會才開始管制利息、違約金與催債手法。

徐中雄、林永頌等人也成立「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義務協助卡奴，並催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讓經濟困難的卡奴可「更生」或「清算」，不需走上絕路。「我們本來一年大概接二萬件，法律通過後，我在農曆過年時把員工都叫回來，因為1年變成3萬件，但我們很高興！」他們一件一件協助，卡奴們陸續重生。

資料來源：https://today.line.me/tw/v3/article/EX6GN7a

2025.11.28 05:28 臺北時間
替弱者翻案的人1／卡奴燒炭歷史重演　他憂融資公司問題失控
 




近40年律師生涯，林永頌協助過的幾樁大案件，恰是台灣社會的演進縮影。




文


簡竹書




攝影


王漢順




他看過人命在法律空隙裡滑落，看過跨國企業犯罪後巧妙卸責。法律是冰冷的，保護懂法之人。

他替那些不懂的人打官司，從冤案、RCA罹癌勞工到卡奴，每一件都漫長艱辛。幸而，法律偶爾是溫暖公平的，這些案子最終都奇蹟似贏了。
如今他65歲了，依舊在第一線協助融資公司的債務人。近40年替公益案件辯護，他卻只用「還願」2字帶過。


我們正要約訪林永頌的前一天傍晚，記者在北市古亭捷運站看見一個匆匆趕搭捷運的身影，貌似林永頌本人。
他的事務所位於古亭站，頗合理，但知名大律師搭捷運，令人一時難以肯定，因此記者與他聯繫確認。他很快回說，是他沒錯。
後來採訪時我們發現，原來他的手機就掛在腰上，裝手機的皮套，邊緣已明顯磨損，加上一個樸素的後背包，又搭捷運，不說還以為這位律師混得沒有太好。



現在融資公司的問題，也要等到見血才立法嗎？

65歲的林永頌曾是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也擔任過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義務協助過不少司法案件，包括替死刑犯徐自強平反、為RCA受害工人打贏官司。這二年，他將重心放在積欠車貸、各種小額商品貸款的貧困負債者，債權人皆是「融資公司」。

「去年農曆年，高雄一對年輕夫婦帶著3個小孩，由爸爸開車載全家人去自撞，結果火燒車，大家逃開，但晚上就買炭，全家這樣死掉。」林永頌說話又急又快，總是一開口就劈里啪啦，像是習慣在有限時間內把資料整理給法官聽，以免還沒講完就被法官打斷。他接著說：「當年的卡債風暴產生很多社會問題，政府卻等到很多人燒炭自殺，見血了才處理，現在融資公司的問題，也要等到見血才立法嗎？」

他提到的高雄一家五口輕生事件，我們聯繫不到家屬，只知以妻子名字查法院判決書後，顯示夫妻生前曾被追討一筆28萬元債務，也曾簽下一張金額不明的本票，債權人皆為融資公司。

林永頌說：「你會覺得怎麼民國113年了還有這種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立法這麼久了，法扶也成立這麼久，我們以為大家都知道了，原來還是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就會以為無路可走，失去希望。」

早在立委王世堅以「薯條三兄弟」稱呼台灣三大融資公司之前，3年前林永頌及多位律師就開始呼籲訂立《融資公司法》，但至今沒下文。林永頌熟悉融資公司議題，因為20年前卡債風暴時，他便替那些被稱為「卡奴」的貧困負債者打官司，持續至今。每月有兩次，他與幾位律師提供免費法律諮詢，並協助後續訴訟，律師費低得跟當志工差不多。
他當律師近40年了，一路上參與過的司法案件，恰好像是台灣社會的演進縮影。

自己開業都會沒把握，我們就跟上帝立了一個約

從世俗角度，林永頌從求學到工作都是妥妥的人生勝利組，台大法律系、法律研究所畢業，所謂「台大純血」；接著考上司法官、律師，他選擇當律師，那時律師錄取率極低，一張律師執照猶如通往財富之門的保證卡。

他卻說，當年其實最想當法官，「可是當兵時我發現我不該去當法官，因為法官在體制裡面，我個性很衝。而且我經驗不足，有時候是清官害死人，你覺得自己正直，不會拿錢，可是你沒有第3隻眼睛，經驗不足就可能誤判。」

他進入全台4大律師事務所之一的萬國法律事務所，4年後自行開業，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義務替工殤勞工打官司、冤案救援、司法改革。

但他說得很淡，虔誠基督徒的他僅以「還願」解釋，「當年我跟我太太要開業，我太太也是律師，自己開業都會沒把握，我們也會像一般民間信仰，求保佑，事務所不一定要賺大錢，至少可以經營下去。我們就跟上帝立了一個約，其中一項是每個階段至少關心一個弱勢團體。你可以說我是還願，30幾年了，我們確實沒有缺過，沒有賺很多錢，但夠用。」

他早在萬國擔任受雇律師時，就替雛妓、工殤受害者義務打官司，後來接觸到冤案，那是1998年，男子周峋山被控與友人吵架後將友人打昏，再淋汽油燒死友人。「當年還沒有法扶，死刑案件如果有疑點，台北律師公會就會派理監事當辯護人，有點像苦差事。」

一名任職大型事務所的朱姓女律師分配到此案，接手時已死刑定讞，「可是她覺得有些疑點都沒有釐清過，她有點難以接受，雖然嫌犯是人家講『死了沒人哭』，沒有家人的人。」當時民間司改會已成立，林永頌是執行長，朱律師找林永頌求助，最後約到9天後大家去拜會當時的法務部長城仲模，因為死刑犯要由法務部長簽署才執行槍決。「我們不敢說周峋山是冤枉，但至少給他機會。當時城仲模形象不錯。」

拜會那天，「城仲模說，有些死刑案件他也覺得罪不至死，或可能是冤枉。我想他這樣講就有機會。但後來，一個幕僚跑去他旁邊咬耳朵，接下來城仲模就說：『我昨天批了。』」林永頌一聽，當場爆炸，大罵城仲模，陪行者勸他別太激動，也許還有機會，林永頌卻說：「我爸爸當過監獄管理員，我知道今天批就是今天死。」

法務部制定的《死刑執行要點》，是用周峋山的血換來的！

周峋山死刑定讞7天後就被槍決，辯護律師甚至是在槍決隔天才收到死刑判決書。那次事件後，法務部才制定《死刑執行要點》，「用周峋山的血換來的！」蘇建和等3人成為第一批暫緩執行的死刑犯，多年後終於平反。

著名的徐自強冤案也是。1995年9月1日，一名建商遭擄人勒贖撕票，嫌犯落網後，供稱是與徐自強等四人共同犯案。2000年徐自強死刑定讞，徐媽媽四處喊冤。「每個媽媽都說自己的小孩是冤枉的，我就問徐媽媽，怎麼確定兒子是冤枉的？我想看看她的反應。她說，法院寫的犯案時間，徐自強人在家裡，根本沒出去。我就覺得有點不一樣。」

徐媽媽說，案發9月1日，正是徐自強兒子小學一年級開學日，中午下課後，徐自強將兒子接回媽媽家，一起吃午餐。徐媽媽經營家庭美髮，林永頌說：「有雇一個高職生當洗頭小妹，小妹也有看到徐自強。為什麼法院不傳這個小妹出庭？你先傳喚，至於要不要採信，之後再說，但法院連傳都不傳。」

此外，建商是早上約九點在大直被擄走，約11點在汐止山區被殺害，而徐自強那天早上曾去桃園龜山郵局領錢，當年監視器稀少，但幸運地，郵局監視器有拍到，時間是10點47分。法院卻說，徐自強有參與擄人，只是沒參與撕票。至於犯案證據，只有其他幾位嫌犯的自白，別無其他。只是，其中2名嫌犯先前各欠徐自強數10萬元，徐自強當年開檳榔攤，經濟無虞。

林永頌替徐自強聲請釋憲，再次幸運地，大法官很快做出解釋，刑案不能僅有共犯的自白作為證據。案子在各級法院來來回回。林永頌回憶，徐自強一度想放棄，那時已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羈押超過8年的嫌犯若還沒能定讞，可減刑，徐自強已被羈押10多年，因此到了更九審，法官問徐自強是否想適用《速審法》。

律師林永頌小檔案


出生：1960年
學歷 ：台大法律系學士、碩士；律師、司法官考試及格
經歷：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首任會長、民間司改會董事長、勵馨基金會常務董事等
現職 ：永信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民間司改會常務董事、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等
知名公益案件： RCA案、徐自強案等



資料來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51125pol001


 

2025.11.27 05:28 臺北時間
從債務流沙中爬起1／從律師到志工　他們替貧困負債者織起一道防護網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除了幾位熱心律師，還有數十位志工，特別的是，志工們大多曾經是卡奴。




文


簡竹書




攝影


蘇立坤
王漢順
王均峰
杭大鵬




在這裡，焦慮與希望交織。沒有指責，只有理解與支持。
20年前，信用卡風暴將無數家庭推向絕境，幾位律師、立委與學者緊急組成「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將無數卡奴從谷底拉起。重生的卡奴們卻也沒有離開，他們轉身一變，成為志工。從法律專業到溫暖的陪伴，這群人共同織起一道救命繩索，持續讓人們從債務泥沼中重新站起。

如今，融資公司貸款成了新型態的債務陷阱。這群人依然在這裡，沒有離開，他們低調卻不曾間斷地，協助每一個被逼到懸崖的家庭。



債務諮詢的結束時間是12點，此刻都12點半了，還有最後一位債務人在等待諮詢，1位30多歲年輕女生，狀況較特殊。

自救會志工　多是當年的卡奴

終於結束後，律師林永頌解釋，那位女生並非欠卡債，是多年前替老闆擔任連帶保證人，最近公司收了，「債務7、8,000萬元，誰還得出7、8,000萬元？」

這是「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固定每月舉辦的「債務說明會」，總會有數十位民眾前來參加，求助者多半是積欠卡債或融資公司貸款，但也有像今日這名女生的特殊狀況者，他們一律協助。

 

自救會的靈魂人物是律師林永頌，現場另有數位律師、十多位志工熱心協助。令人詫異的是，這些志工們幾乎都是當年所謂的「卡奴」。
2005至2006年，台灣爆發卡債風暴，又稱雙卡風暴（信用卡、現金卡），肇因於各家銀行搶攻信用卡市場，浮濫發卡，當年菜市場甚至校門口就能辦卡，無視持卡人是否有能力繳卡費，繳不出來，就收取高額違約金與利息，多年後，果然爆發卡債風暴，許多人燒炭輕生，政府甚至為此規定在大賣場買炭須登記。據金管會2006年的統計，卡債族高達52萬人，被稱「卡奴」。





來自救會求助的民眾，各年齡層皆有，近年年輕人卻增加，多是積欠融資公司債務。



少有人知道，當年的卡奴們，至今仍有不少人的債務尚未解決，「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因此運作至今。這幾年，甚至多了積欠「車貸」「手機貸」等新型態債務的負債者，前來求助。

當年，悲劇爆發後，當時的立委簡錫堦找上林永頌商討，林永頌當時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幾個民間團體努力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終於在2008年立法，經濟困難的卡債族可與銀行協商，協商不成可「更生」或「清算」。「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則在2010年成立，由林永頌等多位律師替貧困的卡債族打官司。

另一位靈魂人物是律師趙興偉，他對我們回憶：「我曾經處理過某一家銀行的支付命令，月息3分，等於年利率高達36％。當年亂發卡，民眾往往也不了解利息是多少，最後根本沒辦法還。」

趙興偉學法律與金融，曾任職某家公股銀行的投資部門，對金融議題有概念。他透露：「以前我家裡也被倒過債，我媽媽當會頭，被倒會快100萬元，後來我們3個小孩硬撐著把債還完。」如今他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老闆，但他說：「我們也是從弱勢出來，經過努力，稍微可以在社會上立足，不過那種艱辛我們非常了解。」

來到卡債受害人自救會求助的民眾，若通過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審核，每個案件由法扶撥給承辦律師1萬至2萬元費用。這金額遠遠低於行情價，更別說林永頌、趙興偉這樣的資深大律師。趙興偉說：「消債的案件基本上都滿冗長的，一個案子從開始到結束，大概要二到三年。」

所以接這些案子其實很虧本？「不是啊，你會看到一個債務人，來我們這邊求助時非常緊張、無助，後來成功通過更生或清算， 整個人變得完全不一樣，人生有希望了。

資料來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51125pol004

TVBS社會檔案／「我相信司法 卻被這樣對待」被栽贓判死 冤獄16年無罪
TVBS新聞
2025年10月31日 週五 下午12:01

1995年，一場駭人聽聞的撕票綁架案震驚社會。房產業者黃春樹遭綁架失蹤28天後，遺體在汐止汐萬路的一處產業道路下被挖出。警方逮捕了主謀黃春棋，但他的供詞卻牽扯出另一個無辜的名字：徐自強。這宗案件在接下來的20年間，成為台灣司法史上一樁最受矚目的冤案之一。徐自強因共同被告的指證，被判處死刑，儘管缺乏直接證據且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卻在漫長審判中不斷被定罪，直到死刑定讞。最終，他被關押了長達16年，直到2015年才在更九審中獲得清白。他的人生，因司法體制的疏失而徹底改變，從一個平凡的父親，變成一名死刑犯，再到最終無罪，這段經歷讓他失去了家庭、婚姻，以及陪伴孩子成長的寶貴歲月。


冤案當事人 徐自強（圖／TVBS）

 

這起悲劇始於1995年9月1日清晨，地點是汐止汐萬路的一處產業道路。警方持續開挖，最終尋獲一具被焚屍、掩埋的男屍，死者是房產業者黃春樹。他被綁架失蹤長達28天後，最終仍難逃被撕票的命運。在鏡頭前，死者黃春樹的父親黃健雲悲痛地質問跪在一旁的綁匪黃春棋：「我兒子跟你無怨無仇，你竟然無法無天！」而黃春棋則不斷回應：「對不起，這不是我的意思，你在危害社會。」時任台北市警局副局長劉勤章在案發後表示，雖然案子破了，但警方毫無喜悅，反而是感到悲哀與痛苦，因為「人命關天，人質是當天就被撕票了」。原來，被害人黃春樹與主嫌黃春棋的哥哥黃銘泉是舊識。黃銘泉為土地仲介時結識了身為建商二代的黃春樹，由於被害人認得出他，因此一行人從一開始就決定「先撕票再勒贖」。
 




死刑犯 黃春棋（圖／TVBS）
 


1995年9月1日清晨5點多，黃春棋、黃銘泉和友人共謀前往黃春樹位於大直的住處蹲點，早上8點40分，趁黃春樹發現輪胎破了，準備換備胎時，一行人突然持刀抵住他的頸部，將他擄上車。儘管黃春樹當下已認出黃銘泉，並懇求釋放，甚至願意給錢，但綁匪們仍按「原定計畫」將他割喉殺害。隔天清晨，黃春樹家屬接到勒贖電話，對方開口就要7千萬贖金，並約定在內壢車站旁交付。警方在現場埋伏，成功逮捕前來取款的主嫌黃春棋，他隨即供出共犯，除了陳憶隆，還有他的表哥徐自強。同年10月，第二名綁匪陳憶隆在雲林落網，他也咬定徐自強涉案，而黃銘泉則逃往泰國後在當地被暗殺。隔年5月，一審結果出爐，陳憶隆和黃春棋都被判處死刑，徐自強擔心兩人槍決後會「死無對證」，決定在律師陪同下，帶著不在場證明主動投案。他萬萬沒想到，自己竟也被判處死刑。當徐自強聽到死刑宣判時，他感到腦袋一片空白，心裡只有一句話：「哪按呢？」

 


冤案當事人 徐自強（圖／TVBS）
 


事實上，徐自強案並無任何直接證據。犯罪期間，他與其他共犯完全沒有通聯記錄。檢警聲稱，相關文件和資料在納莉風災時遺失了，唯一證據只剩下黃春棋、陳憶隆的供詞，儘管兩人說詞反覆，但當時的法官仍將其作為定罪依據。徐自強案義務律師團律師林永頌表示：「你判一個人死刑，如果他說有，或者是有其他各方證據也真的顯示他有，那OK。但是如果沒有證據顯示他有，只是兩個人說有，這樣合理嗎？」。檢警找不到證據，但徐自強卻有明確的不在場證明。9月1日當天，正好是他小兒子開學日，他不僅帶兒子去學校，上午10點47分還被拍到在桃園龜山郵局ATM提款的監視器畫面。中午，他在母親的美容院與店員一同吃午餐，下午則把車牽到修車廠修理，修車廠老闆也能作證，與撕票埋屍地點汐止山區距離甚遠，都顯示他不可能出現在犯案現場。然而，這些對徐自強有利的證據都不被法官採信，直到更五審，他仍然被判處死刑定讞。

 


冤案當事人 徐自強（圖／TVBS）
 


徐自強回憶起接到死刑定讞通知時，竟然感覺很輕鬆，認為「一件事總算結束了」。但他的母親卻無法接受：「你連一點他的證據都沒有，你這樣要怎麼跟我們交代？我真的已經很累很累了。」徐自強案歷經一次又一次的非常上訴，卻仍被法院駁回。直到2004年，大法官做出第582號解釋，規定共同被告的證詞，若要作為不利於己的陳述，應將其視為證人，並接受詰問。同時檢察總長也在隔年第五度為徐自強提起非常上訴。事實上，陳憶隆曾向徐自強的母親坦承，自己當初誣陷徐自強是為了「拖延時間」。陳憶隆在自白書上清楚寫道，他故意誣陷徐自強，只因記恨對方曾經向他催討債務，並深知只要說詞反覆，案件遲遲未釐清，就能拖延死刑執行。
 




陳憶隆自白書（圖／TVBS）
 


2012年5月，根據《速審法》規定，被告不得羈押超過8年，徐自強得以死刑犯身分帶罪釋放。徐自強入獄時年僅27歲，出來時已經43歲，原本國小一年級的兒子，早已退伍當兵，甚至還當了阿公。他感嘆自己「失去所有」，「16年失去太多了」，他的家庭、婚姻都不在了，也失去了陪伴兒子成長、陪伴父母身邊的機會。

 


冤案當事人 徐自強（圖／TVBS）
 


徐自強出獄後，到民間司改會擔任志工，同時準備更九審。2015年9月，在義務律師團的不懈努力下，徐自強終於得到清白，獲判無罪。律師林永頌表示：「很多的證據其實是矛盾的，沒有經過好的思辨。我們也呈現了黃春棋跟陳憶隆好多的筆錄，裡面有多少的矛盾。」如今，黃春棋和陳憶隆已是等待槍決最久的死囚，檢察總長也在2024年為他們提起非常上訴。但黃春棋與陳憶隆的案子，和徐自強的冤獄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徐自強感嘆：「我常講我是因為相信司法，我才願意走進來，結果進來以後你們這樣對待我。」他因冤獄被關押5624天，最終獲得2812萬元的刑事補償金，創下冤獄賠償的次高紀錄。雖然獲得了賠償，但這筆錢永遠無法買回他失去的青春與人生。
 

資料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tvbs%E7%A4%BE%E6%9C%83%E6%AA%94%E6%A1%88-%E6%88%91%E7%9B%B8%E4%BF%A1%E5%8F%B8%E6%B3%95-%E5%8D%BB%E8%A2%AB%E9%80%99%E6%A8%A3%E5%B0%8D%E5%BE%85-%E8%A2%AB%E6%A0%BD%E8%B4%93%E5%88%A4%E6%AD%BB-%E5%86%A4%E7%8D%8416%E5%B9%B4%E7%84%A1%E7%BD%AA-022428360.html

環評總體檢南部公民對談 環評預審制、落實公民參與為重點


2025年10月03日
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李育琴 高雄報導

環評制度實施至今30年，讓台灣整體環境價值提升，卻也在許多爭議開發案和司法判決中顯現出制度改革的需要。今（2025）年環境部進行環評總體檢，委託環境法律人協會蒐集全台公民與專家意見，提出環評制度的關鍵議題及建議解方。

9月26日，南部場公民對談會議在高雄舉行，參與人員有公部門人員、環境主管機關、民間公關公司、社區團體和NGO代表等20餘人。環境法律人協會常務理事張譽尹指出，經過不同階段和全台各地的意見蒐集後，預計在10月中下旬進行環評解方的可行性會議，進一步確認環評制度的改革是否有解。



環境部委託環境法律人協會進行環評總體檢，張譽尹律師說明議題盤點內容。攝影：李育琴


環評本身就是決策？ 環評審查成為「戰場」

「環評應該是一個決策者的工具，還是環評本身就是決策？」張譽尹首先提到環評的本質性問題。根據協會事前所做的議題盤點，環評的定位與決策機制是一大問題。由於定位模糊，使得如今許多開發案的環評審查成為開發許可的「戰場」。

以現有的機制而言，環評結論成為開發許可的實質決策。張譽尹說，環境部原本應是監督者的角色，卻承擔了開發權衡的責任，然而事業目的主管機關的權責不明，同時環評委員的組成也經常受到質疑。到底「開發許可」是誰發的？

實際上，開發的風險評估可能涉及環境部、衛福部、內政部、文化部、海委會、農業部等廣義的環境評估者，而開發案的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應納入上述機關的專業意見，充分考量後承擔價值權衡的決策，不過如今卻形同交由環評委員來定奪。一旦事後開發案產生爭訟，卻找不到主管機關發給的開發許可文件，只能針對環評結論進行行政訴訟，以此追究責任。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必須承擔決策的責任

對此問題，協會彙整專家學者意見，研擬初步解方。張譽尹說，長期而言，應回歸權力分立、功能最適的基礎，也就是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成為開發計畫的真正權衡決策者，而環境部負責專業環境科學審查，法院則作為開發決策訴訟的仲裁。

不過要達到長期目標，現有制度變動太大，且無充分對應的制度設計下，可能造成執行上的混亂，因此先提出短期目標，也就是「維持現行分工，但是要強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角色，也就是要訓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承擔實質決策者的角色。」

同時，環境書件中應將風險評估層次與價值權衡決策層次加以明確化，把「開發許可」定義為承擔價值權衡責任的行政處分。

另外，短期目標也要納入個案的環境預審制。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先進行開發計畫的內部預審，在環評書件中提出包含風險評估與價值權衡的預審意見，尤其是社會影響評估的面向。開發計畫的主管機關不再只是環評書件的「轉送者」，必須承擔價值權衡決策的責任。



環評總體檢在高雄舉辦南部公民會談。攝影：李育琴


主管機關「環評預審制」可行嗎？

針對當前環評制度的問題和建議解方，有實際參與交通部開發計畫環評程序的與會者翁先生認同預審制。他表示，在規劃執行開發計畫時，交通部有先做可行性評估，其中亦有將環境和生態面向的影響納入，實際上有進行預審。不過環評書件送到環境部後，曾因環評委員對開發現場不了解，堅持做某些保育措施而使計畫進度延宕；直到環委實際到現場看過以後，便同意讓環評通過。

翁先生也提出，開發計畫在預算編列時，應先進行環境評估和相關的專家諮詢並納入規劃，而非先匡列一筆預算，否則易因環評過程中不斷修改，造成計畫延宕。

承接開發計畫的業者林先生表示，環評過程過於冗長。他參與過港口的商業開發計畫，當時主管機關有進行先行審查，但是送到環境部後，又是另一次環評的審查與修正，耗費許多時間，甚至因為時間拖長，現況改變而要做環差等。

因此林先生樂見由主管機關進行環評預審制的解方，不過仍需有審慎的方式。例如是否有足夠的相關領域專家，可能需要建立專家平台，確保主管機關有辦法在環境專業上實質審查。

與會者也逐一提出疑慮，例如開發案全部交由事業目的主管機關預審，需要考慮是否會有不當的外力介入，畢竟環境部比較客觀，交給地方或主辦單位仍可能受到影響。



現有環評公民參與遭批流於形式。圖為枋山陸域風電開發地方說明會。攝影：李育琴


公民參與制度修正：要提前、類聽證

另外，現有環評制度的公民參與環節也經常發生爭議，許多開發計畫被質疑在可行性評估時，公民的價值權衡意見未被納入決策程序。產生的亂象包括公聽會上民眾只能發言3分鐘，或開發單位找來黑衣人參加公聽會，甚至有現場打架鬧成一團等。

許多公民團體因此要求應以較嚴謹的聽證會，完成公民參與程序。此外，現行環評法規定，須在一階環評結束後舉辦「公開說明會」，造成了程序不正義和社會爭議。

專家提出的解方包括，強化可行性評估的資訊揭露與參與，設計專屬於環評制度的公民參與程序，同時要把公民參與的時間提早，並落實多階段的公民參與。



蔡嘉陽指出，應讓公民參與價值權衡的決策。攝影：李育琴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蔡嘉陽指出，公民參與應針對要不要開發的問題進行實質討論，而不是支持與反對方彼此互吵。他認為應有一定形式的聽證，必須針對事實進行辯論，而非流於形式的3分鐘發言，開發者對於事實問題也不能隨意回答，需負相應的責任。

除了上述討論議題，在環境法律人協會所提出的討論議題中，還包括個案環評的水平改善，如環評報告書是否應有第三方查核和公眾參與機制、「有條件通過環評」的存廢，以及成效控管的追蹤考核機制等，最後也討論到政策環評制度的改革。

環評制度的改革在民間倡議多時，2017年一度要進行環評修法，但是最後並未完成。張譽尹表示，此次環評總體檢，環境法律人協會在綜合社會各界不同背景的意見後，提出修正建議的方向作為參考，具體法律條文的修正草案最後將由環境部提出。

資料來源：https://e-info.org.tw/node/242244

環評解方ｘ公民對談北部場 探討環境預審制度與第三方查核


2025年09月30日
 環境資訊中心記者 鍾依靜報導

環境法律人協會24日在環境部舉辦北部場「環評解方ｘ公民對談」公民論壇，此為環評制度總體檢的系列活動。律師張譽尹指出，環境部被迫超越專業進行價值權衡，導致政治責任與司法監督落空，短期首要解方是推動「環境預審制度」強化主管機關角色；同時討論顧問公司第三方查核、導入數位雙生與國家環境資料庫等措施。論壇將彙整全台成果，於10月中下旬提出環評制度精進建議。


「環評解方ｘ公民對談」公民論壇，律師張譽尹開場。攝影：鍾依靜。


從個案到政策環評 關鍵議題總體檢

張譽尹解釋，第一階段環評總體檢已透過400份問卷調查、四場公民咖啡館以及二場專家學者大會，廣泛蒐集各界意見，共同指認出環評制度的關鍵議題。

第二階段經過三場專家學者會議延續並深化關鍵議題，逐步形成初步解方；為檢視與修正，規劃舉辦四場「環評解方ｘ公民對談」，以分桌討論蒐集北、中、南、東四地意見，確保多元參與，成果將作為環評制度改革的依據。

本次論壇以「四節課」檢視核心面向：從個案環評的垂直與水平面向、適用範圍與程序機制，到審查後的替代方案、減緩措施及成效控管，再到政策環評的法律位階與個案銜接。


小組討論。攝影：鍾依靜。


張譽尹：預審制度可加重主管機關環境意識

張譽尹指出，現行環評制度存在多重困境，環境部被迫超越專業進行價值權衡，取代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決策責任，讓政治責任與司法監督落空。環評的否決制更使環境部角色錯置，環評結論被誤認為「前置許可」，與開發許可混淆，造成制度與法律定位混亂。

張譽尹認為，短期改革的首要解方是推動「環境預審制度」，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再只是「文件轉送者」，而必須在收件時，就釐清各相關機關的法定要件與審查重點，並提出包含風險評估與價值權衡的預審意見。以大型旅館開發案為例，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署應具備最終決策者的思維，主動與內政部、農業部等相關部會協調海岸管理、水土保持等問題，培養決策能力與環境意識，避免僅將案件轉送環境部審查。

不過，張譽尹坦言，要達到此目標至少需20至30年，「因為前面的第一輪環評法，我們也是要走了30年，要慢慢的去調整這個遊戲規則，就人、機關、參與者的慣性而言，我想大概要同等的時間累積。」

律師蔡雅瀅則補充，短期改革不應僅以時間衡量，而在於主管機關能否真正具備「環境意識」，若進展順利，5至10年內即可進入中長期改革階段。



現行環評報告多由開發單位聘請顧問公司撰寫，因報酬與審查通過結果緊密綁定，顧問公司傾向迎合開發立場，導致資訊揭露不足，甚至偏誤。攝影：鍾依靜。



中油代表指出，若將權責完全移交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恐出現部會間「踢皮球」的情況，各單位互推責任，權責分工成為重大隱憂。中油也擔心短期措施影響開發案進度，即便假設有第三方獨立環評研究機構「環境署」，並召集各部會人士，也恐讓「環境署」淪為第二個環境部。張譽尹總結時強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權責界線必須切分清楚，才能避免責任落空。

環評報告書品質不齊如何解決？

張譽尹指出，現行環評案件多由開發單位聘請顧問公司負責撰寫環評報告書，但被質疑缺乏第三方與公民查核。張譽尹提出兩種模式：一是繼續由開發單位聘用，但引入第三方與公民查核機制；二是改由環境部統一聘請顧問公司。台北市代表指出，第二種模式需透過招標或工程指派，雖可降低利益糾葛，但價格固定、流程冗長，恐造成市場僵化，顧問公司可能只願意承接特定案場，如離岸風電。

中油代表與交通部代表則說明，目前顧問公司遴選依「金額與規格」決定，交通部多透過招標並寫明條件，中油則提到案子最後階段付款僅占15%，顯示制度仍待完善。國家環境研究院則提出導入「數位雙生」技術，建立開放性的模擬數據與國家環境資料庫，掌握生態狀況與預測族群變化，避免後端的資料斷層。

張譽尹指出，數位雙生可模擬未來開發情境，並持續更新環境現況資料庫；同時，減緩措施作為環評核心須有標準化驗證機制；「有條件通過」的環評結論則可在確保追蹤考核機制下，增加環評的彈性與廣度。

資料來源：https://e-info.org.tw/node/24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