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扶助
看見弱勢者的眼淚，所以我在這裡--對法扶之期待與回憶（一）
整理/修淑芬
民國九十三年法律扶助基金會成立之前，台灣司法界對於「法律扶助」是毫無概念，當時只知道有很多人需要這套法案，卻苦無明確制度來提供協助，我因多次參與弱 勢者訴訟，親眼見證弱勢者站在司法高牆前的無助，確信「法律扶助是應該去做的事情」，遂積極催生法律扶助法，籌備成立基金會，並在接觸日本、香港和英國的 法律扶助制度後，訝異發現這些國家施行時間早已超過50年以上，連鄰近的韓國也比台灣早了20年，台灣實在有必要加緊腳步、迎頭趕上。
今年四月底我即將卸下台北分會會長一職，回首耕耘了六年的地方，內心激動且有不捨。六年前法扶所有成員在毫無任何實務概念下，一路篳路藍縷，勇往前衝，目標 只有一個：「捍衛司法正義，為弱勢者發聲」，六年來我們一點一滴地建立起各項扶助制度，納入管理經營的思維，一步步地型塑出台灣獨有的法扶精神，寫下台灣 法律扶助史上的第一篇史頁。
做在弱勢者身上，就是做在上帝身上
從學生時代起，我堅信要走的法律之路，是以愛和公義的信仰為基礎，相信「做在弱勢者身上，就是做在上帝身上」，我與同為律師的妻子在上帝面前許下這樣的心 願：事務所每一個時期都至少要關心一個弱勢團體。迄今十八年來我們不曾中斷過義務律師的職志，無論是職災勞工、醫療過失、環境公害或死刑冤案，如果沒有與 弱勢者一起並肩作戰過，是不會去省思「身為一名律師，我們對於弱勢者的處境了解有多少？」
我一直相信法律是可以推動社會改革的工具，而一名「好律師」不應只關心官司輸贏，更應該提撥一部分的時間與金錢，了解台灣的社會問題，與需要扶助的對象並肩 作戰，這是律師應當具備的社會責任。很多夥伴們都知道我之所以加入法扶，是因為「弱勢者的眼淚」深深烙印在我心中。事情發生在民國81年我和妻子剛創辦事 務所之初，當事人的先生在台東工作，不幸發生職災，左手被截肢，手術後傷口感染導致敗血症，醫師疏忽未施打抗生素，明知病人已病危，竟允許病人自行離院回 到板橋住家，結果回家當天即不治死亡，身後遺留三名未滿十歲的年幼小孩。
這個案件糾結出階級權勢、人際結構、醫醫相護，以及社會底層小市民難以求得真相的無助感。主治醫師是一家教學醫院的分院長，碰巧是我大學好友的伯父，協調過 程中醫院扭曲醫療過程，跋扈認定家屬不過是想「要錢」，只願意以社會救濟名義支付四十萬元，我很氣憤，一個懂的人欺負不懂的人，有能力的人欺負弱勢者，是 不合理的！沒有受過教育的當事人被醫院強勢態度指責，不知怎樣發出抗議，也不知如何生氣，只能淚流滿面，微弱地說著「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望著這位無力反駁的媽媽的眼淚，我很難過「真正的弱勢者是連抗議的能力都沒有」。我決定要義務幫忙打官司到底，醫院動用人情來關說，很多人勸誡我退出，說 「剛出來開業，得罪這麼大的醫院好嗎？」，我在乎的是被害人的內心痛苦，有沒有被看見？帶著三個小孩的寡婦，沒有受過教育，不識字帶來的自卑和焦慮，是讓 她每開一次庭就是一場煎熬，這些痛苦是沒有陪伴在弱勢者身旁不會理解到的。
最後雙方達成和解、醫院賠償三百五十萬元，儘管金額不高，可是當事人如釋重負的表情，令人欣慰，卻也五味雜陳，因為弱勢者的痛苦是難以表達的，對她來說，終 於討回公道、可以不用再出庭了，但對我來說，這個案子讓我更加證明身為律師的意義和價值，促使我日後在參與法律扶助時，內心始終有一股力量，義無反顧地往 前推進。
台灣法扶經驗傳承，需要累積更多感人故事
台灣的法律扶助，是什麼？除了幫助弱勢者打官司之外，法扶基金會還可以做些什麼？成立之前、之後，很多人這樣問過我。單純幫弱勢者打官司是不夠的，因為弱勢 者的問題有些是因為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於是研擬各國扶助律師的作法，其中日本律師的經驗是相當值得台灣律師借鏡學習的。
日本律師協助弱勢者打官司是兼進行社會改革運動。以樂生療養院人權案為例，日本義務律師團原本只是協助日本漢生病患向政府求償，不料知道得愈多，愈了解日本 政府政策不當，受害者還包含海外殖民地如台灣、韓國等，因而激起他們的正義之心，決定為人權受迫害的病患做點事。從九州開始來自日本各地，共有九十位律師 願意幫助漢生病患爭取賠償，光是台灣就有十多位日本律師參與，前後到台灣七次，一一訪談台灣病患，安排赴日出庭、參加聲援大會、發表連署與聲明。
日本律師具有敏銳的社會觀察能力，當看到重複出現同樣處境的弱勢者，馬上有意識開始去發掘是什麼樣的制度性問題引發的社會群體現象。日本律師非常懂得運用各 種策略，鼓勵漢生病人在法庭上說出歷歷在目的血淚故事，震撼了日本法庭，打破法官既定觀念，那絕對不是律師在那邊辯證因果關係可以達成的；而在法庭外，於 不妨礙司法的前提下，日本律師擅長發動各式各樣的聲援運動，在一審官司打贏後，想盡辦法說服首相點頭不上訴，儘管這種作法在台灣會惹來干預司法的責備。
卡債問題亦是如此，日本律師早在三十年前就看見日本卡債問題惡化嚴重，主動站出來，這群律師組織被害人組成卡債自救會，在各地成立分會，透過全國性社會運動 來聲援弱勢者，他們協助個案進入訴訟，讓法官確實了解卡債族的真實處境，促使政府修改銀行利息上限109％的不合理制度。透過無數次的個案、運動和訴訟的 運作，日本律師非常懂得如何運用策略來說服法官，促使政府修改或制定法條。
我很佩服日本願意將官司勝訴所獲得賠償金額成立人權訴訟基金，以此做為人權案件的律師前金，如果案子打輸了、無須還錢，贏了就提撥相對比率作為回饋金。這讓 我很感動，台灣即使沒有創意，也可以從中模仿複製開始，台灣律師的能力並不差，我決定從美商RCA工廠污染案開始，與受害者取得決議，若官司打贏了，將提 撥一部分基金做為台灣第一個協助公害事件訴訟基金。
在日本兩萬名律師當中，高達兩成、也就是四千名律師是願意長期幫助弱勢者改善環境條件，反觀台灣則約不超過三十位。日本律師不僅想要幫助個案打贏官司，還企 圖改變制度，日本律師的訓練相當清楚，他們看得見個案背後的制度性問題，積極參與改變制度的各項作為，這樣的熱情讓人難以忘懷。
日本事務所的規模多是小規模，卻可以互相串連起來，實在太厲害了。在日本，卡債當事人、律師、NGO組織是一起參與這個社會議題，讓人看見的是傳承。我曾經 請教過卡債義務律師木村達也，六十五歲的他有哪些期待？他的希望是傳承，他以自身經驗來證明「當律師足可以溫飽」，除了好好經營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年輕律 師也應該奉獻出時間在有意義的事情上，如果能夠投注關懷在社會改革，人生將會非常充實。
民國九十六年法扶基金會成立卡債律師團，卡債族也成立聯盟、自救會，初期雙方合作關係非常鬆散，日本律師聽到台灣消息後主動來分享經驗，這十一位律師來自日 本不同地區，各個年齡層的律師都有，他們特意到國外來見習台灣法官認為「沒有營養的東西」。日本律師一個議題可以做三十年，連續二十九年每年舉辦卡債全國 性會議，隨著社會變化設定不同主題，與時精進地討論，甚至發表論文報告，逼到日本政府不得不解決卡債問題。
日本律師的熱情，令人刮目相看。傳承是需要有感動的，日本律師以一種傳教的態度，傳承知識和經驗，也傳承熱情。相對地，台灣律師的傳承明顯不足，原因在願意 做得人少，公共事務參與的深度不夠深也不夠久，沒有累積出足夠的經驗來傳承，畢竟要先累積出感人的生命，才能去感動其他人一起參與。我相信如果基金會做得 好的話，藉由建置各樣扶助制度，是可以讓很多律師了解到弱勢者處境，了解自己的社會，投入NGO服務，進而改變律師生態。基金會存在有很多的可能性，只是 需要時間，如果有承諾，持之以恆，相信會有好的結果。
是群體，就有力量改變社會
在基金會耕耘了六年，於不捨中離去，頗有「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感慨，這裡曾經是我的理想與奮鬥目標，處處充滿了感情，離別前夕的心情卻是悲 觀的。在可預見的將來，基金會好比一座費盡心血搭建出來的沙灘城堡，因為根基不夠深，風浪一吹來，城堡的一部分會不會被摧毀？推動中的各項制度以及服務品 質能夠持續下去嗎？受扶助者能否繼續獲得不打折的專業服務？
我並非強調基金會沒有了我，組織就無法運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代表我經營成效太差了，之所以擔心乃在基金會此刻正處在我預料中最壞的情況，問題發生必有遠 因和近因，而繼任者是否足夠了解弱勢者的需求和處境，也是我所憂心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是讓基金會受到重創的近因，我們去研習英國的法律扶助案件，卡債 案件就占英國法扶民事案件的第一名，日本更高達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台灣法扶幫助卡債案件會是不對的嗎？
良法美意本應該廣為民眾所知，弱勢者資訊取得不易，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有法扶基金會，所以我們透過各種管道來宣傳、與NGO組織合作，目的在讓更多需要者知 道政府的美意，這是NGO的精神。司法院到底在想什麼？可惜司法院不懂法律扶助的真義，強力介入基金會的人事及制度，想法停留在不想增加法院負擔、害怕基 金會業務量增加影響到司法院預算的層次而已。
回顧這短短六年之內，基金會參與過非常多的重大事件，我期待基金會可以發揮廣大的功能，對社會有所貢獻。雖然無法在開頭之初就預期到結果，也不知道何時會結 束，但我相信只要是對的事情，即便必須犧牲一點時間和金錢，只要熱情不變，遇到挫折不放棄，在法扶裡，我們不是孤獨的，我們是一個群體，就有力量可以改變 我們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