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扶助
我為何參與法律扶助工作---當事人的眼淚與心聲
週日午后，在天主教堂地下室，我第一次看到傷心痛苦的她，在熱忱義工劉醫師的陪同下，她告訴我她先生因工作不慎，右手小指第一節受傷，經送醫後截肢，住院期間可能感染，家屬一再要求醫師處理，主治醫師卻疏未注射抗生素，導致罹患敗血症，病危時醫院仍准許她先生自外地搭機返家，回家當日即不治死亡。義工劉醫師告訴我那家醫院確有過失。
在會議室內，醫院的副院長告訴我們主治醫師沒有過失，卻拒絕說明我方存證信函的各項質疑，也無法回答義工 劉 醫師當面的問題，當院方扭曲醫療的過程時，她和她的姊姊、姊夫只靦腆地表示「不是這樣」，人都死了，他們連生氣、爭執都不會，看到她臉龐流著眼淚，院方代表淘淘不絕，我非常憤怒，院方表示只能以社會救濟的名義支出四十萬元，這金額連喪葬費用都不夠，我想我非告醫師不可。
第二天我得知主治醫師是我好朋友的伯父，我告訴她，請她斟酌，數日後，她說他們家人決定請我打官司，他們相信我。自訴狀送達後，我的朋友和他父親來找我，請我放棄這個案件，我說她有三個小孩，十歲、七歲、三歲，除非院方提出可以說服人之報告證 明主治 醫師沒有過失，否則我不可能背叛孤兒寡婦對我的信任，好友的父親說：「你剛開業，得罪大醫院好嗎？」我還記得他小鳥展翅的手勢，我說：「我是靠上帝吃飯，不是靠大醫院吃飯」，他說：「你要什麼？」我說：「除非你讓她先生活起來，否則你的哥哥要賠償」。
每次開庭，她都很焦慮，她常常問今天開庭要不要寫字，原來她不識字，只會簽自己的名字，自訴人比被告還緊張。我 和我 太太施律師一起辦這個案件，一晚晚禱時，我太太問我：「鑑定結果會如何？」我說：「妳認為呢？」她說：「一定醫醫相護」，我說：「不會，上帝一定會照顧孤兒寡婦」，隔日她閱完卷，從板橋地院打電話給我，非常高興地表示：「鑑定結果主治醫師有過失」，我跟她開玩笑：「妳高興什麼？我們是義務的，勝訴又沒錢可以拿。」其實我們內心都非常高興，因為我們的當事人不用再焦慮了，他們也可以獲得合理的賠償，這比一審十萬元的酬金還有價值。
後來雙方和解，當事人獲得三百五十萬元的賠償，她帶紅包和水果來事務所表達謝意，我跟她說：「水果留下來我們吃，紅包妳拿回去，這是妳和小孩的生活費和教育費，我沒任何要求，只有一個期待，我希望妳或妳的下一代如果有能力時，去幫助無法回報妳的人」。
那天我看到她的表情，和在法庭很不一樣，她不再那麼焦慮，不再那麼痛苦，雖然先生死了，總討回一點公道。當下，我 和我 太太都感受到當律師的價值和意義。
我 和我 太太開業前四、五年，我們義務接辦了數十件職災勞工的訴訟，他們燒傷的臉孔和截肢的肢體，令人觸目驚心，至今仍深刻留在我的腦海裡，他們心酸的血淚故事，例如找不到工作、無法獲得賠償、太太離家出走等，依然歷歷在目。數十件職災訴訟已經是我們事務所將近三分之一的案件，我們無力再接新案，但每年因職業災害而死亡、殘廢、受傷的人高達二萬多人，我們竭盡所能，也只能幫助極少數的人，這個遺憾一直在我心中。
民國八十七年我在板橋地院和鄭文龍律師相識，他載我回台北的途中，我們分享了協助弱勢者打官司的經驗，決定一起推動法律扶助法。我們不滿意官方只決議應制定法律扶助法，卻沒有行動，此後台北律師公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和民間司改會組成法律扶助法推動小組，參考英國、德國、美國及日本等國家的法律扶助制度，斟酌我國國情，經過數十次的會議完成民間版草案，法務部及司法院參考民間版本，邀請學者專家及民間代表於民國八十九年完成官方版草案，並經立法院九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三讀通過，鄭律師和我均參與官方版的草擬及國會的遊說，立法完成後，本以為大功告成，沒想到司法院邀鄭律師擔任法律扶助基金會秘書長，邀我擔任台北分會會長，個人覺得力量有限，難免充滿壓力，但是回想無資力的當事人，他們的血淚，他們身心的痛苦，只有期許自己更加努力，願藉著法律扶助工作，為台灣建立平等社會的過程盡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