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信專欄

前台北分會會長　林永頌律師93.6
             週日午后，在天主教堂地下室，我第一次看到傷心痛苦的她，在熱忱義工劉醫師的陪同下，她告訴我她先生因工作不慎，右手小指第一節受傷，經送醫後截肢，住院期間可能感染，家屬一再要求醫師處理，主治醫師卻疏未注射抗生素，導致罹患敗血症，病危時醫院仍准許她先生自外地搭機返家，回家當日即不治死亡。義工劉醫師告訴我那家醫院確有過失。
　　在會議室內，醫院的副院長告訴我們主治醫師沒有過失，卻拒絕說明我方存證信函的各項質疑，也無法回答義工 劉 醫師當面的問題，當院方扭曲醫療的過程時，她和她的姊姊、姊夫只靦腆地表示「不是這樣」，人都死了，他們連生氣、爭執都不會，看到她臉龐流著眼淚，院方代表淘淘不絕，我非常憤怒，院方表示只能以社會救濟的名義支出四十萬元，這金額連喪葬費用都不夠，我想我非告醫師不可。
　　第二天我得知主治醫師是我好朋友的伯父，我告訴她，請她斟酌，數日後，她說他們家人決定請我打官司，他們相信我。自訴狀送達後，我的朋友和他父親來找我，請我放棄這個案件，我說她有三個小孩，十歲、七歲、三歲，除非院方提出可以說服人之報告證 明主治 醫師沒有過失，否則我不可能背叛孤兒寡婦對我的信任，好友的父親說：「你剛開業，得罪大醫院好嗎？」我還記得他小鳥展翅的手勢，我說：「我是靠上帝吃飯，不是靠大醫院吃飯」，他說：「你要什麼？」我說：「除非你讓她先生活起來，否則你的哥哥要賠償」。
　　每次開庭，她都很焦慮，她常常問今天開庭要不要寫字，原來她不識字，只會簽自己的名字，自訴人比被告還緊張。我 和我 太太施律師一起辦這個案件，一晚晚禱時，我太太問我：「鑑定結果會如何？」我說：「妳認為呢？」她說：「一定醫醫相護」，我說：「不會，上帝一定會照顧孤兒寡婦」，隔日她閱完卷，從板橋地院打電話給我，非常高興地表示：「鑑定結果主治醫師有過失」，我跟她開玩笑：「妳高興什麼？我們是義務的，勝訴又沒錢可以拿。」其實我們內心都非常高興，因為我們的當事人不用再焦慮了，他們也可以獲得合理的賠償，這比一審十萬元的酬金還有價值。
　　後來雙方和解，當事人獲得三百五十萬元的賠償，她帶紅包和水果來事務所表達謝意，我跟她說：「水果留下來我們吃，紅包妳拿回去，這是妳和小孩的生活費和教育費，我沒任何要求，只有一個期待，我希望妳或妳的下一代如果有能力時，去幫助無法回報妳的人」。
　　那天我看到她的表情，和在法庭很不一樣，她不再那麼焦慮，不再那麼痛苦，雖然先生死了，總討回一點公道。當下，我 和我 太太都感受到當律師的價值和意義。
　　我 和我 太太開業前四、五年，我們義務接辦了數十件職災勞工的訴訟，他們燒傷的臉孔和截肢的肢體，令人觸目驚心，至今仍深刻留在我的腦海裡，他們心酸的血淚故事，例如找不到工作、無法獲得賠償、太太離家出走等，依然歷歷在目。數十件職災訴訟已經是我們事務所將近三分之一的案件，我們無力再接新案，但每年因職業災害而死亡、殘廢、受傷的人高達二萬多人，我們竭盡所能，也只能幫助極少數的人，這個遺憾一直在我心中。
　　民國八十七年我在板橋地院和鄭文龍律師相識，他載我回台北的途中，我們分享了協助弱勢者打官司的經驗，決定一起推動法律扶助法。我們不滿意官方只決議應制定法律扶助法，卻沒有行動，此後台北律師公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和民間司改會組成法律扶助法推動小組，參考英國、德國、美國及日本等國家的法律扶助制度，斟酌我國國情，經過數十次的會議完成民間版草案，法務部及司法院參考民間版本，邀請學者專家及民間代表於民國八十九年完成官方版草案，並經立法院九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三讀通過，鄭律師和我均參與官方版的草擬及國會的遊說，立法完成後，本以為大功告成，沒想到司法院邀鄭律師擔任法律扶助基金會秘書長，邀我擔任台北分會會長，個人覺得力量有限，難免充滿壓力，但是回想無資力的當事人，他們的血淚，他們身心的痛苦，只有期許自己更加努力，願藉著法律扶助工作，為台灣建立平等社會的過程盡一份心力！

 　　大部分的律師都對「律師」這個工作從一而終，改行者不多，如何在這個人生唯一的選擇中擴展視野，讓生命更豐美，可能是正在汲汲營營捧讀律法準備應試的準律師們，還沒來得及思考的問題，甚至許多人認為通過考試，就幾乎等於擁有美好的未來，其實未必。

　　一手推動成立法扶、司改會等組織，而且長期參與弱勢法律扶助的林永頌律師認為，新進律師在通過律師特考取得律師資格，並實習六個月之後，才是律師生涯的開始，之後有人在原來的指導律師事務所中繼續受雇，有人另外找老闆，有人很勇敢的合夥開業了，有人則轉任法官、檢察官，也有人選擇出國深造。不管做怎麼樣的選擇，他認為半年的實習其實不夠，年輕律師最好先選擇一家不錯的事務所受雇一段時間，以獲得資深律師的指導，傳承律師倫理、訴訟技巧、溝通技巧之後，對未來的執業方向一定會有所體悟。

　　一般新進律師都會面臨兩個問題，一、如何學好當律師的技巧？二、是不是還堅持原來的理想？或只是做一個法匠就好？

　　針對這兩個問題，林永頌認為目前台灣律師參與法律服務或社會改革工的十分有限，主要是因為左派意識在法律系、律師界並不普遍，雖然已經有少數律師在從事婦女、勞工、環保、原住民等弱勢團體的服務，但大部分律師與社工、社會改革者的距離很遙遠，但在有些國家則不一樣，例如日本，據說有兩成的律師涉入相關的工作，甚至在政府尚未成立法扶機構時，就已經自組法扶組織，他認為這與日本法律系師生較關心相關議題有關。

　　在學生時代做過法律服務工作，對人格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過去台灣律師在學生時代有類似經驗的不在少數，只是學生的經驗有限，能提供的協助十分有限，如果由律師來做這些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可是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律師投入社會福務的工作呢？自執業以來，林永頌便經常思考這個問題。

　　他原來在台灣知名的萬國法律事務所服務四年，那裡有很好的環境讓他磨練成為一位技巧純熟的律師。當1992年他考慮與同樣擔任律師工作的妻子施淑貞一起開業時，兩人便經常討論未來的經營模式，結論是每一個階段至少要關心一個弱勢團體或弱勢議題，於是，夫妻兩一方面忙於自己的事務所，以賺取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忙於義務法律服務，只是義務服務的工作就佔了兩人六、七成的時間。

　　在創業的第一階段，林永頌協助的是談不成合解、得不到賠償的職災勞工打官司，高達數十件，從中他深刻體驗到勞工受到職業災害後重殘，找不到工作的身心創傷。同時，也關懷勵馨基金會，夫妻倆都擔任過董事，並推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的立法，以及卡債族、冤獄案件的法律協助。經過多年經驗，他發現應該同時由制度面著手，才能跨大救援的範圍，以杜絕弱勢者被凌霸的問題，同時他認為法官、律師也必須改革，所以又參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籌備，並擔任過執行長一職。1998年進而推動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設置，終於2003成立，期間參與了草擬法案、遊說立法等工作，並擔任台北分會會長，這些全都是無給職的工作。

　　法扶會成立之後，請了許多專任律師及行政律師，讓弱勢者只要透過基金會就能得到協助，在法扶任職的律師雖有酬金，但比一般事務所要少，雖不是完全義務，但卻可以讓更多律師有條件得以加入，的確有效的擴大服務範圍，讓年輕律師增加實踐社會正義的機會。

　　林永頌認為這些都是律師應該做的事情，在法律扶助的過程中，律師其實可以獲得更寬廣的學習機會，並重新認識社會，深刻的了解人性，看到這些人的境遇也會激起自己的感恩之心，進而透過各種管道、方法去協助他們，同時也從中了解到許多弱勢者不只是沒人服務，也沒有足夠資源可以瞭解相關議題。

　　林永頌經常和年輕律師談到未來執業方向的問題，他說，不管未來要做怎樣的選擇，只要認真就會做出口碑，也不管是收費的或義務的案件，每一位當事人都可能成為口碑相傳的媒介。其實，在事務所能學的東西十分有限，在為別人服務或從事改革運動的同時，可從中學得新的技巧，因為社會服務、法律服務隨時都要面對新的議題、新的挑戰，例如開記者會，為冤案的死刑家屬拉白布條、為了改革而上街遊行，為了立法而上立法院、行政機關遊說，以及協調溝通、帶領組織工作等，隨時都隨著時代議題的改變，而做不一樣的工作，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過程。

　　在台灣目前這個環境永遠不必擔心找不到議題可以關心，弱勢者或NGO團體需要的協助非常多面，有一般救援工作，也有法律協助的工作，可是曾經有新進律師對林永頌說，他打電話去問某個NGO是否需要法律服務，但對方說不用。林永頌建議年輕的律師，應該表明擔任義工的意願，不管是婦女、勞工、環保、殘障、老人等社福單位，都需要義工，只要依照自己的興趣專長，選擇一個單位長期投入，從基層做起，不要在乎職位，自然而然就有機會展現自己的法律專長，或與社會改革者合作，就能增強社會進步的力量，就怕沾醬油式的碰碰就走了，對彼此都沒益處。

　　從事社會服務工作不能期待過高，因為現實與理想的落差其實很大，加上社會改革都不具備公權力，對抗的對象又經常是具備公權力的官僚體系，因此經常都是在挫敗中堅持前進。在這過程中，會看到社會上許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也會發現NGO團體所做的工作都是補破網的工作，困難重重，尤其在台灣政黨沒有左右之分，政治人物及一般人對於弱勢的關心不足的狀況下，各項救援工作推動起來都倍感艱辛，挫折感時而有之，有時候真的需要調適，所以需要一顆企而不捨的心，而且不計得失全力以赴，同時在不斷的失敗與小成功之中，慢慢累積成果，一旦法案通過，或官司勝訴，那種成就感以及當事者的感激，並不是金錢報酬所能衡量的；這些成功則是集體的成功，並不是個人的成功。

　　對於想投入這個領域的律師該做什麼準備呢？林永頌建議新手律師要先把律師的基本工練好，例如寫書狀、溝通技巧、開庭等等訴訟程序，都要做到很熟悉，不然幫不來，尤其弱勢者通常知識水平比較低，或處境比較差，保持證據的能力比較弱，例如外勞可能會有語言的問題，甚至連護照都被雇主或仲介強制保管，一旦受到職災，老闆又不願講真話，這就非常棘手了。

　　參與不同領域亦需充實不同的專業，例如勞工議題要瞭解勞動勞基法，環保議題要對生態問題熟悉，婦女議題則必需對兩性、婚姻心裡協談的技巧有所掌握，此外，與其相關的專業，如職業病、弱勢的處境、全球暖化等等，都要自己找資料閱讀，或與專業人士、NGO成員們一起研討分享。

　　例如有一回林永頌接受工殤協會的邀請參加九份旅遊，當時協會的理事長是一位因為工作傷害而雙手截肢的重殘者，竟然可以開車載他上山，這讓林永頌更加理解工殤者的處境以及他們的心態、想法。

　　至於律師該克服什麼問題呢？林永頌表示，最可怕的是太過堅持純粹邏輯，而不去實際瞭解弱勢者的處境。例如遇上卡債來尋求協助時，便懷疑其處境的真實性？如果能多接觸當事人，參與相關活動、演講、書籍，一定會有所收穫，而且更加理解他們的處境。

　　在為卡債族服務時，有件事讓林永頌十分感動且難以忘懷。當時有位來自日本的木村律師親自來台灣關心瞭解，他在日本做卡債議題的關懷已經三十年了，他所發起的救援組織已經從七個律師擴展到數百位，並將被害人組織起來，當舉辦被害人年度會議時，竟可召集二千人參與，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在2000年修法成功。在一次談話中，林永頌問他：「您今年已經64歲了，未來還有什麼計畫呢？」這位老律師說：「我期待有更多的機會能與年輕律師對話，讓他們知道人生也可以這樣過，告訴他們律師也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林永頌在在強調，不管是個人的扶助或加入NGO組織，都是從默默無聞開始做起，不要妄想得到多大的名利，一時的成功固然值得欣喜，不成功也要繼續堅持，只要投入就會對弱勢議題更加瞭解，並得以吸收更多律師加入，最後不但能夠修法成功，還能跨國界的關心境外之事，這就是這類律師的影響力之一。

　　不過，想要追求更高的地位、收入，可能無法從中實現，因為這種工作總是付出得多，但金錢的收入沒辦法等同於一般律師，但為了生活，還是要找到兩者兼顧的方式。以林永頌而言，夫妻倆從來沒有捨棄自己的事務所，所接的案件在控制之下不會影響到義務服務的工作。如果是在事務所或公司受雇的律師，一定會變得更忙，那就得控制時間，讓工作更有效率。

　　目前台灣除法律扶助基金會有專任律師之外，大多數的NGO組織都沒有足夠的資金招聘專職的律師，如果想要進入法扶擔任專職律師辦案，或擔任行政律師負責品質控管、推廣規劃等任務，大多需要二年以上的資歷，至於待遇，比一般上班族好，只求溫飽沒問題，但不可能賺大錢。

　　在法扶擔任專職律師需要經常與各個NGO密切合作，例如人口販運議題與婦女救援基金會有密切的接觸，勞工議題則請勞工團體來參與，總之，都是跟一群有理想的人在一起工作，彼此理念一致，分別貢獻不同的專業，即使意見紛歧也比較容易得到共識，這是非常有意思且有意義的工作，也是一件能夠讓人持續成長的工作，很值得年輕律師一起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