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扶助
法律扶助讓人生變得不一樣
一手推動成立法扶、司改會等組織，而且長期參與弱勢法律扶助的林永頌律師認為，新進律師在通過律師特考取得律師資格，並實習六個月之後，才是律師生涯的開始，之後有人在原來的指導律師事務所中繼續受雇，有人另外找老闆，有人很勇敢的合夥開業了，有人則轉任法官、檢察官，也有人選擇出國深造。不管做怎麼樣的選擇，他認為半年的實習其實不夠，年輕律師最好先選擇一家不錯的事務所受雇一段時間，以獲得資深律師的指導，傳承律師倫理、訴訟技巧、溝通技巧之後，對未來的執業方向一定會有所體悟。
一般新進律師都會面臨兩個問題，一、如何學好當律師的技巧？二、是不是還堅持原來的理想？或只是做一個法匠就好？
針對這兩個問題，林永頌認為目前台灣律師參與法律服務或社會改革工的十分有限，主要是因為左派意識在法律系、律師界並不普遍，雖然已經有少數律師在從事婦女、勞工、環保、原住民等弱勢團體的服務，但大部分律師與社工、社會改革者的距離很遙遠，但在有些國家則不一樣，例如日本，據說有兩成的律師涉入相關的工作，甚至在政府尚未成立法扶機構時，就已經自組法扶組織，他認為這與日本法律系師生較關心相關議題有關。
在學生時代做過法律服務工作，對人格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過去台灣律師在學生時代有類似經驗的不在少數，只是學生的經驗有限，能提供的協助十分有限，如果由律師來做這些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可是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律師投入社會福務的工作呢？自執業以來，林永頌便經常思考這個問題。
他原來在台灣知名的萬國法律事務所服務四年，那裡有很好的環境讓他磨練成為一位技巧純熟的律師。當1992年他考慮與同樣擔任律師工作的妻子施淑貞一起開業時，兩人便經常討論未來的經營模式，結論是每一個階段至少要關心一個弱勢團體或弱勢議題，於是，夫妻兩一方面忙於自己的事務所，以賺取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忙於義務法律服務，只是義務服務的工作就佔了兩人六、七成的時間。
在創業的第一階段，林永頌協助的是談不成合解、得不到賠償的職災勞工打官司，高達數十件，從中他深刻體驗到勞工受到職業災害後重殘，找不到工作的身心創傷。同時，也關懷勵馨基金會，夫妻倆都擔任過董事，並推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的立法，以及卡債族、冤獄案件的法律協助。經過多年經驗，他發現應該同時由制度面著手，才能跨大救援的範圍，以杜絕弱勢者被凌霸的問題，同時他認為法官、律師也必須改革，所以又參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籌備，並擔任過執行長一職。1998年進而推動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設置，終於2003成立，期間參與了草擬法案、遊說立法等工作，並擔任台北分會會長，這些全都是無給職的工作。
法扶會成立之後，請了許多專任律師及行政律師，讓弱勢者只要透過基金會就能得到協助，在法扶任職的律師雖有酬金，但比一般事務所要少，雖不是完全義務，但卻可以讓更多律師有條件得以加入，的確有效的擴大服務範圍，讓年輕律師增加實踐社會正義的機會。
林永頌認為這些都是律師應該做的事情，在法律扶助的過程中，律師其實可以獲得更寬廣的學習機會，並重新認識社會，深刻的了解人性，看到這些人的境遇也會激起自己的感恩之心，進而透過各種管道、方法去協助他們，同時也從中了解到許多弱勢者不只是沒人服務，也沒有足夠資源可以瞭解相關議題。
林永頌經常和年輕律師談到未來執業方向的問題，他說，不管未來要做怎樣的選擇，只要認真就會做出口碑，也不管是收費的或義務的案件，每一位當事人都可能成為口碑相傳的媒介。其實，在事務所能學的東西十分有限，在為別人服務或從事改革運動的同時，可從中學得新的技巧，因為社會服務、法律服務隨時都要面對新的議題、新的挑戰，例如開記者會，為冤案的死刑家屬拉白布條、為了改革而上街遊行，為了立法而上立法院、行政機關遊說，以及協調溝通、帶領組織工作等，隨時都隨著時代議題的改變，而做不一樣的工作，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過程。
在台灣目前這個環境永遠不必擔心找不到議題可以關心，弱勢者或NGO團體需要的協助非常多面，有一般救援工作，也有法律協助的工作，可是曾經有新進律師對林永頌說，他打電話去問某個NGO是否需要法律服務，但對方說不用。林永頌建議年輕的律師，應該表明擔任義工的意願，不管是婦女、勞工、環保、殘障、老人等社福單位，都需要義工，只要依照自己的興趣專長，選擇一個單位長期投入，從基層做起，不要在乎職位，自然而然就有機會展現自己的法律專長，或與社會改革者合作，就能增強社會進步的力量，就怕沾醬油式的碰碰就走了，對彼此都沒益處。
從事社會服務工作不能期待過高，因為現實與理想的落差其實很大，加上社會改革都不具備公權力，對抗的對象又經常是具備公權力的官僚體系，因此經常都是在挫敗中堅持前進。在這過程中，會看到社會上許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也會發現NGO團體所做的工作都是補破網的工作，困難重重，尤其在台灣政黨沒有左右之分，政治人物及一般人對於弱勢的關心不足的狀況下，各項救援工作推動起來都倍感艱辛，挫折感時而有之，有時候真的需要調適，所以需要一顆企而不捨的心，而且不計得失全力以赴，同時在不斷的失敗與小成功之中，慢慢累積成果，一旦法案通過，或官司勝訴，那種成就感以及當事者的感激，並不是金錢報酬所能衡量的；這些成功則是集體的成功，並不是個人的成功。
對於想投入這個領域的律師該做什麼準備呢？林永頌建議新手律師要先把律師的基本工練好，例如寫書狀、溝通技巧、開庭等等訴訟程序，都要做到很熟悉，不然幫不來，尤其弱勢者通常知識水平比較低，或處境比較差，保持證據的能力比較弱，例如外勞可能會有語言的問題，甚至連護照都被雇主或仲介強制保管，一旦受到職災，老闆又不願講真話，這就非常棘手了。
參與不同領域亦需充實不同的專業，例如勞工議題要瞭解勞動勞基法，環保議題要對生態問題熟悉，婦女議題則必需對兩性、婚姻心裡協談的技巧有所掌握，此外，與其相關的專業，如職業病、弱勢的處境、全球暖化等等，都要自己找資料閱讀，或與專業人士、NGO成員們一起研討分享。
例如有一回林永頌接受工殤協會的邀請參加九份旅遊，當時協會的理事長是一位因為工作傷害而雙手截肢的重殘者，竟然可以開車載他上山，這讓林永頌更加理解工殤者的處境以及他們的心態、想法。
至於律師該克服什麼問題呢？林永頌表示，最可怕的是太過堅持純粹邏輯，而不去實際瞭解弱勢者的處境。例如遇上卡債來尋求協助時，便懷疑其處境的真實性？如果能多接觸當事人，參與相關活動、演講、書籍，一定會有所收穫，而且更加理解他們的處境。
在為卡債族服務時，有件事讓林永頌十分感動且難以忘懷。當時有位來自日本的木村律師親自來台灣關心瞭解，他在日本做卡債議題的關懷已經三十年了，他所發起的救援組織已經從七個律師擴展到數百位，並將被害人組織起來，當舉辦被害人年度會議時，竟可召集二千人參與，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在2000年修法成功。在一次談話中，林永頌問他：「您今年已經64歲了，未來還有什麼計畫呢？」這位老律師說：「我期待有更多的機會能與年輕律師對話，讓他們知道人生也可以這樣過，告訴他們律師也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林永頌在在強調，不管是個人的扶助或加入NGO組織，都是從默默無聞開始做起，不要妄想得到多大的名利，一時的成功固然值得欣喜，不成功也要繼續堅持，只要投入就會對弱勢議題更加瞭解，並得以吸收更多律師加入，最後不但能夠修法成功，還能跨國界的關心境外之事，這就是這類律師的影響力之一。
不過，想要追求更高的地位、收入，可能無法從中實現，因為這種工作總是付出得多，但金錢的收入沒辦法等同於一般律師，但為了生活，還是要找到兩者兼顧的方式。以林永頌而言，夫妻倆從來沒有捨棄自己的事務所，所接的案件在控制之下不會影響到義務服務的工作。如果是在事務所或公司受雇的律師，一定會變得更忙，那就得控制時間，讓工作更有效率。
目前台灣除法律扶助基金會有專任律師之外，大多數的NGO組織都沒有足夠的資金招聘專職的律師，如果想要進入法扶擔任專職律師辦案，或擔任行政律師負責品質控管、推廣規劃等任務，大多需要二年以上的資歷，至於待遇，比一般上班族好，只求溫飽沒問題，但不可能賺大錢。
在法扶擔任專職律師需要經常與各個NGO密切合作，例如人口販運議題與婦女救援基金會有密切的接觸，勞工議題則請勞工團體來參與，總之，都是跟一群有理想的人在一起工作，彼此理念一致，分別貢獻不同的專業，即使意見紛歧也比較容易得到共識，這是非常有意思且有意義的工作，也是一件能夠讓人持續成長的工作，很值得年輕律師一起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