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扶助
法扶六年難忘的幾件事--對法扶的期待與回憶（二）-法律扶助-LY
整理/修淑芬
四月底許多協助與關心弱勢者的NGO團體共同組成「守護法扶聯盟」，希望法律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法扶)繼續秉持與弱勢同在的精神，不畏司法院的干預壓力， 推展法律扶助工作。法扶要面對出資的司法院、出力的律師以及關心弱勢者的NGO，三者如何維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守護法扶聯盟接下來將拜會第三屆董事 會，彙整國內NGO的意見，針對修法、預算、申訴平台等項目，與新任董事長及秘書長溝通。
法扶六年來與國內NGO團體合作良好，其中最重要的兩大指標是專職律師的制度，以及參與多項弱勢者專案、議題及重大案件（如RCA工廠污染、越南勞工集體性 侵害、中石化污染、樂生療養院、人口販運等）。法扶成立專職律師的目的，不是為了去幫助一般性個案，否則就與扶助律師沒有差別，專職律師的重要職責在解決 個案背後所呈現出的制度性問題，進而推動制度的合理改革，減少結構性問題下產生的受害者、被犧牲者，這是法扶對於專職律師的期待。
而今卸下重擔固然輕鬆，同仁們詢問我往後會不會參與扶助律師，一切端看機會而定了，此刻的心情交雜著輕鬆、快樂、不捨及擔心。這六年來我天天過得很開心，此 生能有機會與比自己年輕、有熱情的夥伴一同共事，我珍惜萬分，那不是金錢可以取代的，這是一種責任的付出，這種精神誠可貴。
有 一位24歲越南籍女勞工朋友，發生職災左手被截肢，工廠老闆沒有幫她投保勞健保，隻身來台灣認真工作，，年紀輕輕遭遇如此，她憤慨轉而投入援助受迫害、被 性侵害的外勞。在訴訟過程中同仁告訴我，她計畫回越南報考法律系，將來要幫自己同胞打官司，回去後她真的努力考上了河內大學，四年學費要台幣八萬元，台北 分會同仁主動號召募款到六萬元，同仁們的義舉不正就是法扶所強調的精神！
現在我很擔心這種精神在不久的將來會消失，主要是官僚體系有不同期待，尤甚第二屆董事會得罪了司法院之後，處境越加艱難。法扶精神將會消逝到何種程度，各界 可以觀察四個指標的變化：（1）審查是否趨於嚴格；（2）積極主動協助弱勢者的態度是否改變；（3）取消專職律師；（4）不再成立弱勢議題專案。
五年內完成廿一個分會，離島也有法扶
法扶創辦過程一波多折，籌備時間僅短短四個月，有預算卻沒有地點和人力，員工只有前秘書長鄭文龍律師、我以及一名同仁，第一位志工是鄭律 師的 夫人。整個創建過程複雜到超出想像，從租場地到業務軟體全都必須遵守政府採購法辦理，我們每天忙到晚上十一點鐘，原本預訂 七月一日 為開幕日，司法院突然要求提早 六月一日 先揭牌，我們認為這種做法不妥當，人員還沒有找齊，幾乎沒有民眾知道法律扶助法和基金會，沒有任何宣傳，如果一開張就沒有人來申請服務，司法院的裡子和面 子都掛不住，這就好像牛肉麵沒有準備好，牛肉麵店就要先開張嗎？
初期沒有宣傳人員，三個員工懂法律、不懂宣傳，原以為司法院熟悉媒體，會負責宣傳及安排，並邀請總統出席，法扶這邊已經三頭六臂，只剩下幾個禮拜而已，司法 院卻回覆沒辦法幫忙，我們只好自己來學習，聯繫總統辦公室秘書，對方回電總統行程無法配合，這很可惜，當時大選訴訟兩邊對峙，法律扶助是沒有政治性的議 題，是加分的好機會，無論如何一定要邀請到總統親臨揭牌，提高曝光率，後來透過層層關係才終於安排到總統行程。
司法院的想像是「有法院的地方就要有分院」，全國廿一個分會是一次一起成立，還是分批成立，多有不同意見。由於當時還沒有一個MODEL足供參考，我建議先 在重點城市成立分會，早期台北分會的轄區包括宜蘭、台北、基隆、馬祖桃園和新竹，直到民國九十三年下半年，我遇見一位牧師陪同新竹山上原住民到台北尋求法 律扶助，他們抵達台北分會的單趟車程竟要六小時，這讓我趕緊重新評估是否加快分會成立的速度，從成立時的五個分會，五年內分會已達廿一個。
司法院與基金會一開始就不同調，不時有來自於官方的刻意刁難，法扶成員多數來於自民間組織，不甚習慣司法院重視表面化的官僚作法。司法院的基本觀念是多給法 扶經費，就會壓縮到司法院的預算，有一次院內的財務單位抱怨預算不足，直接就來電要求「審查嚴格一點」。法扶第一年七月開始只有半年的時間，司法院編列預 算二億多元，年底結算後法扶繳回不少經費；九十四年分會增加，預算還控制在範圍內，九十六年預算開始不足，頭兩、三年法扶編列預算的速度比司法院晚，等到 將預算書送進司法院後，才知道司法院早已編列好預算，卻沒有告知法扶，讓法扶失去參與討論的機會。
兩次危機，法扶接受公評
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自由時報刊出「法扶有黑洞‧全民當冤大頭」報導，批評審查程序有黑洞，受扶助人搭乘賓士車來開庭，參與扶助的律師都是業內的老弱殘兵。一 個甫成立的組織存有諸多缺失是必然的，只是媒體報導必須持平中立，不能以偏概全。針對審查程序，我們有自信做得比其他國家有效率，儘管速度快不代表就是 好，我們的審核過程是嚴謹且合理的，經得起外界評斷。
早期曾爭議是否備齊所有文件始能進入審查階段，後來內部達成共識，如果申請者言之合理，在某種程度上有必要採取信任態度，若在過程中發現受扶助者謊報資力證 明，就立刻終止撤銷。此外，也根據個案的情況斟酌是否需要補件，以受迫害的逃跑外勞為例，身分文件扣押在仲介或老闆手中，如何提出身分或財務證明文件呢， 類似這種情況應當設身處地去想，機動性放寬規定。
台灣與香港不同，台灣有些個案在補件之前就會先審核通過，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乃因台灣開庭的時間通常很快，經常來不及準備好開庭資料之前，就被法院通知開 庭，香港還可以有等待期，台灣往往不到兩、三個禮拜就開庭。法扶是服務性團體，若站在弱勢者的實際處境來思考，真正去理解弱勢者，就可以理解審查制度為何 設計彈性化。
很可惜司法院的想法不是如此，媒體也刻意修理。第一次報導出來，請記者來溝通，備妥所有相關資料，表面上對方似乎聽進去了，沒想到又刊出負面報導。我不以為 然報導出來的內容，生氣打電話給報導的記者，結果對方反罵我說：「你這麼資深的律師修理我這個年輕記者，合理嗎？」我開始去思考面對批評時該採取的態度， 文章固然不合理，畢竟法扶是執行單位，理當受各界監督，有必要學習聆聽不一樣的聲音，隔一年在法扶滿週年時舉辦了首次國內論壇，邀請法官、律師、政府代 表、NGO出席，論調就鎖定在歡迎各界對法扶提出批評。
另一次危機發生在民國九十五年間總會及分會主管赴英國考察期間，士林地檢署突然帶著轄區警察到北分會進行類似搜索扣押，雖然早有耳聞某檢察官對於扶助律師有 意見，我一度擔心是否審查浮濫或是扶助律師個人出了問題，了解過後，原來檢察官在意的是檢察官是公義的化身、全世界最公正的官署，民眾有檢察官足夠了，何 需扶助律師來多此一舉，不滿法扶增加地檢署的案量，原來地檢署與司法院的態度一模一樣。
我不理解這為何造成檢察官的不滿，律師本來就是檢察官與民眾訴訟案件之間的橋樑，地檢署挑剔扶助律師顯然毫無根據，如果確實舉證出法扶有缺失的事實，我們欣然且虛心接受，對方沒有理解清楚就貿然扣押文件，做錯了沒有一聲道歉，反過來態度高傲要法扶自己檢討。
台灣法扶經驗，多國學習借鏡
台灣所累積出的法律扶助經驗，深獲日本、歐美國家的肯定。考慮到離島民眾也應享受公平的法律權益，澎湖、金門、馬祖分會設置即時視訊設備的貼心服務，提供法 律諮詢服務或是與律師線上討論案情，日本律師看了就很欽佩。法扶幹部出國考察前夕，一定會研讀資料、組讀書會、提列問題，因為我們不想重複詢問資料可讀到 的內容，去英國考察帶回來的成果有律師評鑑制度、law center概念，去日本則學習到call center的法律電話諮詢服務，我們沒有浪費公帑、攜家帶眷去旅遊，具體成效何在，有目共睹。
台灣法扶也是東南亞國家學習借鏡的對象，六年內舉辦過兩次國際會議，學習到他國好的制度，也邀請還沒有法扶制度的東南亞國家出席，分享民間NGO行動經驗， 東南亞國家的NGO組織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做事，相當感人，值得台灣借鏡。聽說去年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受到台灣經驗的影響，已經開始在推動法律扶助法 的立法計畫，民間版本草案均已經出爐，這是台灣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這是台灣的感動。依舊可惜的是，司法院認為法扶不是外交部，一再刪減國際會議或出國考 察之預算。
世界各國的法扶在弱勢議題上從不缺席，台灣的法扶精神亦也如此，採取積極、盡力、主動協助弱勢者的態度，終極目標在徹底解決社會問題，這才是對的方向。當我 們穿上象徵司法正義的袍服時，心中要存有所謂的價值序列，清楚知道什麼是可以要或不可要，價值序列決定了你是怎樣的司法人。人生有很多價值選擇，看到有人 身陷痛苦，如果心中無法同理到對方的痛苦，看到不公平而沒有採取行動，我認為這種人不適合從事司法工作。如果官方是真正有心於法扶，我或許還可以放心，衷 心地期盼法扶不要過於傾向官方作法，而失去了最重要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