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債
日本考察雜感
九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四十分，我負責報告台灣卡債情形，我一上台，就看到二位工作人員坐在最前面，拿海報告訴我演講只有十分鐘，要準時，經過五分鐘後，他們又拿海報告訴我只剩五分鐘，我感到有點緊張，因為第一次面對一千五百個日本人演講，包括律師，司法書士及卡債被害人，而且需要翻譯，實質上只有五分鐘。當我快要講完時，他們又拿海報數度提醒我只剩二分鐘，一分鐘，三十秒，十分鐘到時，我再經過幾十秒也全部講完。我要來日本之前，曾猶豫要不要寫演講稿，因為才十分鐘而已，又有很多演講經驗，但是想到代表台灣，而日本人做事又很認真，在百忙當中完成演講稿，並翻成日文，上台之前又與翻譯者充分溝通，才沒有出狀況。
我演講之後，後面任何人報告或演講,工作人員都是如此，我深深感受到日本人守時的精神。隔天 十月一日 下午三時至五時約定拜會日弁連，秘書長等三人是該日十二時三十分到達日本成田機場，我國駐日單位派車接機，聯絡出了差錯，下午約四時才到日弁連。我與陳芬芬律師及劉倫仕律師因參加日本卡債會議而提前二天到達日本，我們因為聯絡駐日單位而耽擱十分鐘才到達日弁連，日弁連代表已準時坐在會議室等待我們，我們知道秘書長會慢到，就請他們先開始。日弁連的代表說明他們對司法支援中心的看法並回答我們提問，到了五點，我們其實還有問題，但他們就準時結束，我再一次體會日本人的守時。
二我國外交人員的素質
十月一日上午我們的翻譯角谷先生打電話給駐外單位所派負責接機的司機，告訴他有關秘書長等人姓名，所搭的班機及到達時間，那天上午沒有行程，陳律師及劉律師去新宿買書，角谷先生陪我到東京法院參觀。中午我們用餐時，司機把電話來，他是日本人，他問角谷先生秘書長等三人是否會日文，角口先生回答不太會，請他寫三人的姓名在紙板上，在出境的出口等待。
我與角谷先生在法院地下室餐廳用餐後，到日本皇居及二重橋參觀，在回程準備到日弁連的途中，角谷先生接了一通電話，開始他用日語，後來改用中文，講到一半他將電話接給我，對方用中文跟我說，司機到現在沒有接到人，他並未表明其身份，我想他應該是駐外單位的人，我說我是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有請司機以紙板寫被接機的人的姓名在出境出口等待，怎們會接不到人？他很不客氣的說司機不能下車接機，你們自己要想辦法，要不然明天就不派車，又說你們顧問，這時候我無法再客氣了，我很兇把斷他的話說，你是誰？是你們的顧問，還是我們的顧問？你們的司機如果無法下車在出境口接機，你們要多派一人，你們沒有做好，還說要我們想辦法。他被我罵了之後，他改用台語說他是總務課姓蕭，他願意負責，他說他也是學法律的，他後來口氣一轉，向我抱歉，並說他要趕緊處理，就結束對話。後來角谷先生跟我說，剛才這位先生打電話來時，並未說他是誰，他說的日語無法聽的懂。
我們這趟行程請台權會前會長吳豪人老師協助，他在今年四月間到日本當駐外單位的顧問，並在日本幾所大學教有關台灣的課程，他請駐外單位派車協助我們。我實在不能理解我國駐日單位的人員竟然所講的日語會讓日本人的角谷先生聽不懂，到底這樣如何辦外交？我也不瞭解為什麼外交人員會認為吳豪人老師是我們的顧問，而不是外交單位的顧問？難道一定外交特考通過的人才能從事外交嗎？我更不懂連派車接機這麼簡單的事，外交人員無法處理好，如何辦好外交？一般來講，外交人員一定很懂禮貌，尤其再重禮數的日本，更應如此，沒想到我會碰到這麼沒禮貌又不講理的外交人員，當他用台語跟我講他是也是學法律的，我實在難過到極點。
我跟角谷先生快速走到日弁連，與劉律師及陳律師會合，劉律師熟練日語，我請他與秘書長及司機聯絡，在劉律師的協助下，秘書長等三人才聯絡上司機，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我不知道那個跟我聯絡的外交人員在掛斷電話之後做了什麼努力？
三 國民外交，有來有往
這趟考察能順利完成且豐收而歸，主要原因是基金會在2005年辦了國際會議，今年又接待日本漢生病律師團及日本卡債律師團，我深深體會國民外交就是有來有往。
我們 十月二日 及三日受到日本司法支援中心熱烈的接待及詳細的說明，是由他們民事部門的課長外山太士律師聯絡， 十月二日 下午他專程帶我們去東京的地方事務所（即分會），在那裡我們遇見東京事務所的分支機構上野出張所負責人阿部圭太律師，他專程趕來東京事務所和我們會面，他們二人都曾經在2005年我們所辦的國際會議提出報告，也受到我們基金會熱烈的招待。 十月二日 上午他們的秘書長及副秘書長與數位幹部一起跟我們座談， 十月三日 上午我們的行程出現空窗，司法支援中心又為我們安排第二次座談，秘書長上午有事，還特地安排半小時未我們說明， 十月二日 中午他們理事長，二位理事，秘書長及副秘書長與數位幹部，與我們一起用餐分享，相當重視，交談中得知理事長曾經因漢生病來過台灣，更感親切。
十月三日下午四時日本司法支援中心的專職律師谷口太規帶我們拜訪東京公益法律事務所，他是今年四月中旬日本漢生病律師團拜訪我們基金會的成員之一。我們到達該事務所後，他們的律師帶我們參觀事務所，有十幾個律師跟我們座談，其中三位是來自岡山公益法律事務所，他們坐三小時半的新幹線來到東京，他們的熱情令我們感動。在座談及晚上懇親會，他們一再分享辦理公益弱勢案件的心得，以及資深律師訓練年輕律師一年後派到偏遠地區的計畫，在他們眼神中充滿熱情及理想，他們甚至計畫明年在日本召開有關公益法律事務所的國際會議，邀請我們及韓國代表參加。
今年六月一日及二日木村律師等十多人自費來台灣關心卡債更生破產法案的立法，他們熱情的分享他們協會在日本三十年來為卡債族奮鬥的過程及經驗，又興奮的投入我們的遊行。九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木村律師等人邀請我，陳芬芬律師及劉倫仕律師三人到京都附近大津市參加律師，司法書士及卡債被害人的年度大會。當我們到達大津火車站時，皆川司法書士熱心的帶我們到達飯店，幫我們check in並付費，辦完手續已五點半，他又請我們到另一家大飯店參加大會的晚宴，帶我們去坐主桌，我們看到日本資深律師在座，覺得受寵若驚。我想到他們來台灣時，我們並沒幫他們出住宿費，隔日我請劉律師將旅館費用還給皆川先生，錢並非重點，他們的盛情，讓我們覺得是貴賓。